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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風霽月的文人--羅孚

   一位光風霽月的文人
   五月二日中午在地鐵的雷霆八八一屏幕見到羅孚先生去世的消息,他享年九十三,確係高壽了。
   三十五年前我初到貴境時,寄居於大哥的藍塘道住宅。哥哥對我說,香港七十多種報紙,有些銷三、四十萬份的不乏嫖經、賭經,是不能進入家庭的,倒是一些銷數僅幾萬份的,內容健康,微言大義,譬如他長期訂閱的明報與新晚報,前者係知識份子報紙,體大思精不偏不倚;後者報導迅速準確,副刊包羅萬象,兼具可讀性,趣味性與娛樂性。
   於是,我試著向這兩家報紙投稿,大概因為理念相同,幾乎百發百中。我在新晚報副刊〈下午茶座〉投稿〈內行人語〉專欄,記得曾登過兩組(各五篇)專題:(郵商這一行〉與〈沙灘雕塑師〉。前者是我訪問郵商彭培進先生的口述記錄,後者是我到大浪灣實地採訪世姪賀雷的報導,他是無師自通的雕塑家,花一年時間用電鑽、鑿子與金剛石鋸片在大浪灣西面的石壁上塑了一座貝多芬巨型塑像,光是瞳距就有三十八米寬。因這兩組專文,副刊編輯高潔女士約我給新晚報周末贈刊《良夜》寫郵票、火花等蒐藏類的稿件,也因此結識了新晚報老總羅孚先生。羅先生平易近人,不像世俗的粵籍人士歧視外省人,待人總是笑咪咪的,不似我長期印象中的黨官那樣盛氣凌人。有人說他是「香港周恩來」,一則他面貌英俊,二則他在文人圈裡口碑甚好。記得哈公(許國)生前對我說過:羅承勛是左派高層圈子裡唯一值得交往的朋友。
   羅孚遭遇與周榆瑞相似


   不料,好景不常,羅孚突然失蹤了,新晚報也不再刊登我的稿件。據說他是奉命北上開會,被指控將機密情報出賣給英美間諜機關,判刑十年。接著有傳說他是因為拒絕給廣東省安全廳一位處長行賄而被打入天牢的。也許由於香港輿論洶洶,中央大員也覺察此案含有隱情,所以他服刑不久就改為軟禁,還配了專職的保姆為他煮飯,可以在監視下上街、逛書店。這使我想起了同是大公報記者的周榆瑞,遭遇同羅孚極為相似。
   周榆瑞(1917-1980)畢業於北師大英國文學系,做過桂林英國新聞處編譯、重慶美國戰時情報局高級編譯等。一九四六年出任大公報南京特派員。當時他毫無保留地同情中共,也常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人聯絡。國民黨崩潰前,他奉派到大公報香港分社工作,寫過《侍衛官雜記》一書,暢銷七萬冊,對蔣介石的私生活與大後方重慶官場極盡醜化之能事。一九五二年八月,他突然被報社打發回上海參加思想改造行動,翌年一月十二日在蘇州車站附近被中共公安部門逮捕,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卅一日返港為止,四年中三度下獄,輾轉京滬兩地監所,戴過鐐銬,住過療養院,罪名是為港英警務處政治部提供情報,致使在港從事地下工作的司馬文森等八名文化界人士被港英遞解出境。他認罪後,以同意充當公安部第一局(即國安部前身)的特務為條件才恢復自由。第一局的李主任囑咐他:「我們要擴大在香港的國際統一戰線工作,像你這樣的文人,必定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你有很多外國朋友,你應該把他們爭取過來……你可以作為我們的耳目,你必能在香港聽到西方對我們的反應。」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公安部還派員陪周榆瑞到天津會見天津市委統戰部部長、北京大公報掌權人孟秋江,孟對周面授機宜:「統戰工作最重要的是爭取朋友。你回港後應當竭力在外國使節和新聞記者中交更多的朋友,你必須讓他們從正確的角度了解中國,同時要試探他們對我們的看法。顯然香港已被帝國主義者變成了對我國的間諜窗。不過,我們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的收聽站,使我們能消息靈通。外國外交官和新聞記者都是不謹慎的,所以你可以有機會聽到極有價值的情報,然後向我們匯報。費彜民因為是政協委員,所以他不能再混在外國人中間了。以你的背景,你可以和大多數的外國人交朋友,而不致引起外國人的懷疑。」周榆瑞記得,一名中共公共部高官曾告訴他:{我們在每一個敵人的組織裡都有耳目,美英駐港所有的機構都有我們的人安插著!」
   周榆瑞回港四年間,以中共提供的經費宴請外國朋友,也常去上環的外國記者俱樂部。但內心極為厭惡間諜生涯,一九六一年九月他終於擺脫了監視,以商業旅行為由飛抵英倫。此後他在外籍友人協助下取得了居留權,娶了英籍妻子,還以親身經歷撰寫了十五萬字的回憶錄《徬徨與抉擇》。
   六‧四後,羅孚的長子海星因從事黃雀行動在大陸被捕,父子同入桎梏。海星的妻子周密密是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周鋼嗚女兒,時任香港左派作家聯誼會副會長。她日坐愁城,柔腸寸斷。我向熟識的美國駐港領事考瓦茨基表達了對羅海星案的關注,他保證向國務院反映。不久,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赴北京覲見鄧小平回國途中路過香港,帶來了海星將在國慶前夕獲得保外就醫的好消息。我立即在留園飯店設宴安慰密密,當時她尚有疑慮,所幸九月中旬海星就出獄了。
   古道熱腸 輕財重義
   羅孚是一九九三年解除軟禁回港的,九七年移居美洲。由於前述的淵源,更由於同為大坑居民——他在坑上,我在坑下——我成為羅府的常客。他在大坑半山住了幾十年,房東因為敬佩他的高尚人格,一直未予加租。那個客廳比我整套住宅還要大,牆邊整齊地堆積了幾十年的明報,可見他對資料工作非常重視。有一次他聽我談及二十多年前訪問過聶紺弩,馬上從紙箱堆裡找出七、八本《聶紺弩詩全編》送給我,要我分贈文友。這本厚重的詩集是羅孚出錢在香港印的,旨在紀念一九五一年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的好友老聶。
   聶紺弩是黃埔二期畢業生,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大陸易幟後當過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七四年又因「惡毒攻擊毛澤東江青」而被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山西臨汾省立第三監獄執行「特赦釋放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時,因已上報公安部的名單中有一人病死未銷,於是聶紺弩這個具四十一年黨齡的中共黨員便以「戰犯」名義(因其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被遣返回國後,曾一度擔任中央通訊社副主任)頂替缺額上報,這才獲得「特赦」(據說當年胡耀邦看到名單曾說:「聶紺弩也算個戰犯嗎?」)
   印一千本書,不光是編輯、校對、改錯、註釋,化了一大筆錢還要發愁怎樣把幾箱子書送出去、送給真正懂詩的人看,由此可見羅孚先生對朋友厚道,講究義氣。
   也許因為他獲悉六‧四後我為營救海星奔走的事,那四年在他家中川流不息的友儕中,我一直被視若上賓。九七大限前他移居美洲,傾注著他大半生心血的新晚報也執了笠。過了幾年他又回流香港,可惜再也租不到大坑半山那樣寬敞的低密度豪宅了。他晚年在城市花園與兒子同住,海星英年早逝,白頭人送黑頭人,給他晚年增添了傷痛。
   五年前,有個出賣靈魂的文丐在互聯網上寫文章辱罵羅孚「出賣良知」「准幫閒」「沒有接受囚禁十年的教訓」。我把文章下載了給他過目,他笑道:「這個人沒有報刊地盤,拼湊過一本政論集,連一本都賣不出去。他罵我是為了提高他自己的知名度。我才不會上他的當!我不會理睬他的!」
   唯一為六七暴動向受害者道歉的左派高層
   然而,羅孚對文革年代極左思潮的反思是深刻的,基於良知,他曾在程翔主編的《當代》雜誌撰文,就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事件向受害者與香港市民道歉,這在左派陣營來說堪稱絕無僅有者也。
   前年八月,有個在廣東某縣做過宣傳幹事的女人復刊《新晚報》,在街頭派贈,雖然用彩色精印,但無論新聞水準與副刊質素都遠遜上世紀羅孚主辦的新晚報,一般人印象都說是狗尾續貂。到去年忽然改為便利店出售,今年三月終於停刊,還賴掉了幾百萬印刷費。印刷廠老闆、吾友謝中欽怒不可遏。我曾拿了兩份進呈羅先生,他邊看邊皺眉頭話:沒有一篇值得看的!
   像羅孚那樣的報業奇才是百年不遇的。以為有錢有勢任何人都可以辦報,那不啻痴心夢想。
   二○一二年一月六日,他的大公報舊同事在銅鑼灣一家酒樓為他慶祝九二壽辰,宴開二十桌,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大公報前副總編輯曹驥雲、才子陶傑父子、《香港左派鬥爭史》作者周奕都出席了壽宴,他昔日的下屬、現任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特地送了一隻特大號的果籃;之前大公報高層邀請他重回大公報,高層大員親自推著輪椅讓他重遊故地,這一切表明,中共對羅孚「間諜案」已作了事實上的平反。(原載2014年5 月 8 日香港明報副刊)
(2016/06/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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