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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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忽視情報工作
·六、 主管官員尸位素餐、能不稱官
·七、 人事傾軋,以私害公
·八、 驕兵悍將陽奉陰違,抗命怠工
·九、 軍閥政客引狼入室與吃裏扒外
·十、 軍閥作亂的後遺症
·十一、軍閥餘孽叛變
·十二、啣私怨導致叛變
·十三、被俘乞活出賣黨國
·十四、為保身家、發橫財而叛變
·十五、共諜與內奸偷竊情報、策動叛變
·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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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本吳三桂演義》編校後記

吳三桂演義已見有十六種版本,其中九種是民國年間翻版,七種是一九八八年後翻版。根據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顏廷亮教授的研究結論,上述十六種版本以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的版本較少舛錯。然而在上世紀海內外流傳此十六種版本的悠長歲月中,尚未聽聞中外學者對上述版本內容舛錯衍漏提出疑問。直至二OO一年夏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舉辦黃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加港文獻館館長楊國雄先生帶來了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版本圖書館收藏的一九一一年原版縮微膠卷後,經細心校勘,方才發覺,原來翻版本面世九十年來,竟長期藏納了那麼多的錯漏,姑以華夏版的技術性舛錯略舉幾例:
   一、內文錯別字、顛倒、跳脫、衍字、漏字現象嚴重,甚至大量漏行,僅抽樣第二八四—二八五頁就漏排四行(如圖一,Ⅴ號為漏句缺口,讀者可參閱本書第一五一頁上欄末行、下欄第十一行,一五二頁上欄第八行,一五三上欄第十六行加以對照),在短短十六行五百字的段落中就漏了三行共九十五字。以國家出版總署規定的出版物容許錯別字率上限萬份之三計,已超逾六十二倍之多。所有漏行的啣接處,均上下文難以讀通。華夏出版社可能是依據早先的翻版本,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早年的盜版商,連編輯、校對的工序都免了;至少是編校人員「打天才波」,校對時不看原稿,其粗製濫造一至於此。如今香港的報刊出版社都有一條行規:發現不依原稿校書的偷懶校對員,是立即開除絕不寬貸的,因為沒有什麼「天才」能對萬千作家的行文風格盡皆了如指掌而勝任連續幾十個字的填字遊戲。
   二、 由於方言口音而造成的舛錯,如逼迫不分、興慶不分、王黃不分。
   三、 分段錯誤,如第廿七回,「出成都而去」與「早由百官送出城外」之間本應連貫,不宜分段。如此分段牽連到前後文標點盡錯,此類例子甚多。
   四、改成語,如第廿七回將成語「來軫方遒」錯植為「來軫方猷」,因而將作者原意「前程萬里」誤註釋為「後繼的事情正在籌劃之中」,華夏版的編輯殊不知遒猷有別,前者是形容詞意為雄健有力,後者是名詞意為計謀,錯一字而謬以千里。

   從吳三桂演義的盜版本,人們可知上世紀初的清朝就湧現盜版商人,雖然當時知識產權法制不健全,鼠輩還是心存畏懼,偷偷地拿香港出版、廣州發行的黃世仲著作《吳三桂演義》(圖二)搬到三千里外的上海去盜印,反正作者也不可能越界興訟。鑒於盜版印書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書業同行乃紛紛效尤。到一九七二年,作者已去世逾一甲子,翻版從非法變為合法,遺憾的是上海、新疆、北京、山東、四川等地的有關出版社在豁免支付版權費用的優越條件下,竟連起碼的編輯程序——校對勘誤都不悉為,有些乾脆把作者自序與凡例都棄之如敝屣,把專家學者藉以研究作者創作動機與主導思想的些少線索都毀滅了,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顧,把另一個盜版本往排字房一扔就可坐收兩萬本以上的純利,這種唯利是圖、見錢眼開行為是十分可卑的。
   剛收到原作縮微膠卷時,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扉頁的中文毛筆字「總發行所香港循環日報」、英文圖章「大英博物館殖民地版權」(見圖三)以及作者自序的落款「辛亥六月上浣世次郎小佩氏自敘於香江寓樓」(圖四),對比我手頭的華夏版署名「不著撰人」,我曾打長途電話給遠在甘肅的顏教授,請教:「這位世次郎與洪秀全演義作者禺山黃小配的文章風格和氣勢頗似,然坊間的吳三桂演義多署名不著撰人,世次郎與黃小配是一人,禺山是其故鄉,殆無異義,殊不知『不著撰人』典出何處?」顏教授答曰:「不著撰人是無名氏的別稱,意謂作者未曾署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也見到新疆版的中國古典名著文庫,是署名無名氏的,時代文藝出版社版本更署為「佚名」。無名氏是個筆名(吾友卜乃夫用此筆名六、七十年),佚名則完全肯定作者無從查考。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翻版商一勞永逸的詭計。華夏版只留了自序,刪除了序末落款的作者姓名與出版地點,而華夏版的《洪秀全演義》乾脆連自序與凡例都刪了,不留一點痕跡。
   幾十年前的翻版商猶可藉口「不知者不罪」,然時至今日全球進入資訊時代,出版資料、圖書館藏書全球都已聯網,在電腦上花幾十秒鐘便一目了然,任何出版商都不能推諉於「不知」了。
   早年的翻版商多係輾轉抄襲,所以陳陳相因以訛傳訛到九十年代竟錯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然而,倫敦保藏的原作也非白璧無瑕、盡善盡美。如果說翻版本的錯字數以千計,則原版書錯字亦是數以百計的。此外,原版書的結構性錯誤如下:
   一、關於黃世仲作品均係先在報紙連載然後結集出書,而作者往往同時撰寫幾個專欄與連載小說,故很容易出現情節重復、前後矛盾的現象。例如第卅三回說周將譚洪在化平戰圖海時,「身被數傷……傷勢沉重,甫到漢中,即已歿命」;然而到第卅六回卻話「時譚洪已傷愈」,在成都主持軍政事權,是吳三桂死後周軍的一員勇將,一直支撐大局至第四十回,康熙十九年十月為救夏國相回昆明城內時死擋清將趙良棟「身被數傷,是夜亦即殞命」。類似戰死兩次的例子還有韓大任:第廿五回韓輕敵冒進渡江時中計被圍「船上正中一炮,船身已破,自知不能倖生,即拔劍自刎」;可是第卅六回說「時韓大任自九江敗後奔回長沙,由胡國柱在長沙時遣他回川,在陽平關大破清將趙良棟」,然卅八回卻說韓與清將王進寶相持之際「早已中炮陣亡」。
   二、書中人物的姓名前後不符。例如原版卅四回的四五二頁兩處清將都叫穆江,到四五三頁成了穆占,此後一直保持穆占;又如原版三七一頁清將係馮九玉,到三七三頁以後一律改為馬九玉。
   三、排版的顛倒。例如原版第四六五頁同四六六頁顛倒七行二百多字。
   至於小說與歷史的出入則可舉出下列幾項:
   一、作者雖然不齒吳三桂的賣國求榮、引清兵入關行徑,但對吳起兵反清還是抱著同情與支持態度,所以他筆下「長嘆一聲,泫然下淚,遂拔劍自殺」的三桂部下有韓大任、吳國貴、馬應麒、吳之茂、吳雄、王屏藩、鄭蛟麟、羅森、林天擎、馬寶;自縊的有楊嘉來、吳世蕃、郭壯圖;城破時被擊斃的有夏國相、方光琛、胡國柱,藉以突顯三桂麾下謀臣如雲勇將如林,盡皆忠貞不屈,但結果西不能過平涼、東不能渡長江,其因蓋出於三桂帝號自娛、畫地自守、耽於淫樂、不思進取,以致憂憤而死,這是咎由自取。
    然而小說與歷史的真實卻有相當出入——韓大任是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年,以下類推)在福州投降清康親王傑書的,吳之茂是康熙十九年兵敗錦屏山被俘的,吳國貴是康熙十八年武岡之役中炮而死的,林天擎是昆明城破時與吳國柱譁變,逼死吳世蕃郭壯圖後獻城門降清的,馬寶是康熙十九年七月兵敗烏木山後降清的,夏國相是康熙廿年逃廣西被圍後投降的,方光琛父子都是在宮中被俘的,胡國柱是逃至雲南龍雲州走投無路自縊的,楊嘉來是康熙十九年二月重慶陷落後降清的。
   小說中三藩的另二藩結局,與歷史記載也有異。如小說寫靖南王耿精忠在建陽被圍後投降,事實是降於福州,兩年後被凌遲處死;小說稱平南王尚之信圖殺清將莽依圖不成,踅回廣州被粵撫金隽誘殺,事實是投降莽依圖三年後被賜死。高雷總兵祖澤清(吳三桂母舅祖大壽第四子)也是降後被凌遲的。前述周將周臣被俘或投降後盡皆不免於凌遲極刑,區別僅是就地淩遲與送京凌遲之先後。在平亂過程中,康熙帝多次承諾免死「決不食言」,但亂平後三桂舊屬與副將以上是一律解往京師處死的,連未成年的男丁都在被殺之列,累計殺人上萬。
   二、在人事細節上,又有以下出入:小說稱廣西將軍、和碩額駙孫延齡被仇家、步軍提督馬雄設伏用苗丁砍死,但事實是孫延齡欲降清被三桂從孫吳世琮誘殺。小說稱馬雄被孫延齡陰魂所困,七竅流血殞命,事實上馬雄是病死的。小說稱三桂遺詔立次子吳應期,但胡國柱、夏國相以應期係庶出,改立三桂長孫吳世蕃,將世蕃從昆明接到湖南衡州即位;然據正史記載,世蕃未去衡州,只被迎至貴陽即帝位,以貴陽府貢院為其行在。小說稱三桂死後夏國相執掌軍政大權,其實三桂死後,其姪、婿與心腹將領公推大將吳國貴總理軍務,吳國貴是三桂營壘中有膽有識的統帥人物,然在小說中著墨甚少。
   小說中王緒是文官尚書(後陞大學士),曾奉三桂命入閩聯絡耿精忠、入台灣聯絡鄭經出師贛浙蘇杭呼應三桂,但正史上的王緒是個武將,康熙十五年在長沙岳麓山下大戰清安親王岳樂,三路齊勝,戰績輝煌,康熙廿年胡國柱自縊後,王緒在柴堆上飲醉了自焚而死。小說稱胡國柱誤信清軍謠言苛責大將高大節,高抑鬱吐血而死,但正史上只有個高得捷,是三桂心腹,因部下韓大任陞將軍而妒嫉氣憤死於吉安。
   三、作者一開場就寫崇禎帝因薊遼總督袁崇煥擅殺平遼總兵毛文龍而處死袁督師,事實上袁崇煥被磔是崇禎帝誤中後金的反間計——輕信建州遣回的被俘楊太監,以為袁督師與後金訂有密約,故意引建州兵入內地,但鞫訊袁崇煥時祗糾纏「妄殺」毛文龍一事,崇禎帝似乎忘了兩年前袁殺毛後,自己曾下詔稱讚袁「聲罪正法」還斥毛「死當厥辜」。事隔七十二年天下大定後,康熙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二年),清廷內務府才泄露了皇太極(圖五)的宮廷秘密,《國榷》、《清太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嘯亭雜錄〉等官私文書等對此反間計均有詳細記載。遙想黃世仲長年流寓南洋與海隅,他經常閱讀的是《三國演義》一類通俗小說,似乎未讀過《國榷》一類大部頭書,也就壓根兒不知道袁崇煥的冤情秘辛,所以對袁的指責是是有偏差的。而本書揄揚文龍「叠奏膚功,遼防安堵」「小戰百數十未嘗少挫」顯然與事實相反:據明史記載,毛文龍鎮守東江屢戰屢敗,卻不斷報捷請賞,浮報兵額,冒領軍餉,甚至偷襲山居良民,玩弄「獻俘」把戲。至於毛自辯「小人多讒,動多梗阻,致馬匹錢糧每致缺乏」,其真相是:毛投魏忠賢門下,拜之為父,「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入權宦橐中」(典出余大成《剖肝錄》),因而青雲直上,由都司而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書中稱袁崇煥「以私意擅殺毛文龍」,事實上袁崇煥曾與毛密談,反復勸諭了三天,還令毛文龍親信者往復開導,然毛文龍為維護既得利益,悍然拒絕更定營制、讓道廳監臨稽核軍費,還不肯退歸林下,更口出狂言。袁督師忍無可忍,認定毛「狼子野心終不可制」,這才下決心動用上方寶劍。毛文龍被參劾,始自其部將劉興祚密報,所以崇煥帝下詔斥毛「跋扈叵測,通夷有跡,顯著逆形」,這一嚴重叛國罪,古今中外都是罪不容誅的。毛文龍跟後金私通的書信可見於滿文老檔,竟傷心病狂與皇大極相約「你去取山海關,我去取山東,兩面夾攻」,瓜分明朝國土。三百年後,乃有李宗仁派陳友仁赴日本以滿洲利權換取日閥援粵,導致九‧一八事變;陳濟棠與土肥原密商南北夾擊蔣介石,許割黃河以北國土。由此可見,軍閥漢奸出賣國土換取外援,是同出一轍的。毛文龍駐守的皮島緊貼朝鮮,故《李朝仁祖實錄》也記載「毛將不得志於天朝,則必投於虜……其反形已著」。
   此外,作者在《凡例》中說:「三桂長子本招為額駙,然諸說不詳其長子為何名,故是書亦從缺略」,其實吳應熊的姓名早已載於《庭聞錄》、《清聖祖實錄》等史籍,可惜一百年前的香港尚未興建藏書數百萬冊的中央圖書館,當年的資訊流通、資料交流比今日困難何止百十倍,所以大醇小疵,我們不能苛求於百年前的黃世仲。何況,黃世仲創作吳三桂演義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夜,軍書旁午,日理萬機,委實不能耗費太多時間於潤色其高產作品,更無暇督導編校印刷雜務,於是舛錯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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