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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文革是谁的宿命

   毛泽东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惨败,青史留骂名,而且还沦为被后人戏耍摆弄的种种工具,就连其后裔毛少将其实也是把毛泽东当个汤勺来用。

   今年是文革50周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官方评价的“十年浩劫”。50年后的今天,文革不但没有被清扫进垃圾堆,反而阴风再起。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真有文革重现,但是,说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错的。其实,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诸多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外国内对文革的诸多研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话题。有感于文革不死,探讨一二,也求教于专攻文革研究的诸位。

   重新认识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帮”并非祸首

   关于文革的爆发,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帮”利用,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邓小平是局中人,作为文革之前的总书记,他了解毛泽东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决策,心里一清二楚。恰恰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试图尽量回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所谓“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实际上含有一种为文革辩解的企图,即毛泽东当时似乎是一时冲动,随心所欲,酿成大错,而毛泽东的一时之错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责任尽量往“四人帮”头上推,以便减轻毛泽东的罪责,这是导致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文革不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高层和省一级的文革派干部,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祸首,“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跑腿办事的帮凶。与其说是“四人帮”利用文革造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四人帮”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许多人,才完成了他发动、坚持、维护文革的个人算盘。

   文革起步于文化教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仅清除了来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苏俄引进的现代共产党文明,还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则是毛的个人崇拜和盲信盲从等中国传统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这场号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远远不限于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它实际上是一场颠覆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撼动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让1亿中国人被整。在文革时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城市乡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再扩大到“黑九类”,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及群众组织武斗中的伤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还包括个人生涯被迫中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里的中学生,他们因为文革破坏了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去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而农村的中学生则绝大多数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里务农。这么多文革的受害者充当了毛泽东的文革牺牲品,在共产党国家当中确属史无前例。毫无疑问,文革的加害者绝不只是“四人帮”而已,加害者不仅包括高层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及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还包括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这种制度为文革不可避免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制度基本都是苏联模式,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发生过文化革命,只有苏联和中国出现过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在文中我特地说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但苏联的“文化革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目的是打击独立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这点与中国的文革初期的情况相似。但苏联文革仅限于让红色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并没有演变成广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

   另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以,苏共的文革不消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却鼓励工人农民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中共这个低素质的农民党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际上是通过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后把愚昧当作旗帜挥舞。从愚昧横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革期间的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比如跳“忠字舞”这种民间活动,其实并不是“四人帮”安排的,而是中共这个农民党治下落后政治文化的产物。

   文革的本质:举国事一人

   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因此,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现在关于文革的民间研究大体上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的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坦诚得到了与会各级干部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支持,但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就是他自己威信动摇、声望坠地的信号。从此,毛泽东开始大讲防范“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样的命运,死后遭到批判。毫无疑问,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毛、刘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治国方针的分歧吗?倘若如此,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以被解释成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之争,似乎还有出于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还有明显的私心。

   毛泽东的私心是从斯大林死后开始逐渐膨胀的,到了1957年走上顶点。他的所谓私心,就是把中国当作一块试验田,为营造他在国际共运中的世界级领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垫脚石。所谓政治垫脚石,是指中共政权的建立,证明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模式不过是把李自成和洪秀全式的造反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罢了,对东欧、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意义,因此,毛泽东还需要中国这块垫脚石在经济上拿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经济实力。以毛的简单认识,所谓经济实力,“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要能“超英赶美”,由此证明毛式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优越性。这就是大跃进的由来,大跃进时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现的两个主要“成就”便是“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

   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他1957年产生的世界领袖梦直接相关。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赫鲁晓夫应对不易,而毛泽东趁机介入这两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他主张苏联不要出兵波兰,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立场矛盾,但中国的介入提升了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让苏联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谦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底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而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从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阵营当中上升到了“为首”的地位。当时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其实,毛的这些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国一旦取得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就当仁不让了。

   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对当时尚且贫困落后的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灾难,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的,“为首”的代价是不断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国家计委根据矿石、设备、技术等条件制定的钢产量计划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毛泽东有统治者的苍生之念,对“为首”就应该淡然处之,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为首”的大事。然而,毛泽东被世界级领袖梦所催动,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充实他的“实力”;没有技术设备条件,就只能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中国也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最后的代价是全国饿死数千万农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大跃进的惨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个人野心;而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他决不肯从“为首”的地位上退下来,经济政策完败,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打嘴仗,争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格外恐惧,于是,毛以帝王心术策划了文革,以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中共高层内部对毛的文革动机洞若观火者,不乏其人,但无人敢冒死披逆鳞。文革期间短暂的所谓群众组织造反,不过是毛利用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临时工具而已,用完之后就弃之一旁;至于文革期间的冤魂,毛何曾有过半点悯惜。

   邓小平之所以反对深入批判文革,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毛泽东命名的大跃进“副帅”,也是毛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活动的主事人,毛的严重错误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势必扯出大跃进,而批判大跃进又势必牵连到毛泽东个人野心的祸国殃民问题。无论是文革,还是大跃进,无非就是举国奉一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陷全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因为对文革的批判而把国民的认识引到这个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彻底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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