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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光辉出路和习近平顽固坚持党国体制的死路

《特权论》作者 陈泱潮 ‏@CDZCYC
   
   2016-6-18

532.中国学资本主义仅仅学了半个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完全学会了市场经济结果会如何?如果把西方的人文精华宪政民主制度取代祸国殃民的党国体制,结果又如何?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要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吗?


强力推荐辛子陵先生好文章——

辛子陵: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18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辛子陵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注1)。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注2)。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注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注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注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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