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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内容提要:
   
    针对中共十一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从韦君宜的反思说起,回顾中共八大以来的历程,依据事实,追根溯源,分析文革的动因,揭示其与五七反右之联系和区别,尤其着重指出毛乃罪魁祸首,反驳中外学界若干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彻底肃清毛毒,树立宪法的权威,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振兴中华。
   
   

   关键词:
   
   反右、文化大革命、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历时十年(1966-1976)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曾几何时,以“伟光正”自诩的中共,于其十一届八中全会上(1981-6-27)定性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应该说,上述定性除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溷淆视听,应予摒弃外,大体符合事实。而“领导者”一词,应以“毛泽东”置换,并加上“文革和毛策动的57反右一脉相承”以明示其渊源。
    由于中共黑箱作业的传统,大陆1949年10月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档案,迄今为止尚未公开。所以,知情人的记述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史料之一。就反右而言,“身为延安老干部、一直从事共产党文艺和出版事业的韦君宜女士” 所撰写的《思痛录》 ,值得征引。
    居美学者孙乃修在《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韦君宜》中称:
    (30年代前期)年轻的韦君宜是一位热血爱国、追求理想的知识少女,在国难时刻,她放弃父母资助她留学美国的机会,放弃大学里曾一度研读的哲学专业而转而‘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 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政治折磨和良心折磨,她晚年缠绵病榻,撰写《思痛录》 ,沉痛回顾一生所历的险恶风雨,抒发内心的愤怒之情,真话实说,毫无掩饰,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她的《思痛录》也写到“反右”事件,文字处处表现出愤怒、痛苦、懊悔、自省构成的复杂情感、深刻反思和强烈批判意识。她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她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盲目地投奔延安:“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谈到“反右”这段历史,韦君宜女士驳斥某些人的愚蠢之说,把批判的笔锋直向毛泽东和“中央”:“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她犀利指出“反右”带来的精神伤害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她以十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和专家们,诸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 韦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 。
    在下基本认同韦君宜女士的论断,以此为基础加以阐述。概而言之,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棵藤上结的三个大毒瓜,毛则是这三连祸的罪魁祸首!
    如果用简括的话语,可以说反右缘自毛一心夺回中共八大期间失去的独揽的大权,文革则旨在打到刘少奇等人进而建立毛氏家天下。两者一脉相承。这当中至少三千万饿殍成了中共内部互相残杀的牺牲品。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的关系,众说纷纭。其中“序幕”说和“预演”说颇有一定的影响。章立凡称:“‘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 朱正断言:“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革的彩排或预演。” 李慎之先生则分析称:“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魏紫丹先生认为,“下一章”说把文革与反右的关系“说得最清楚”。可谓,言之成理。
   
   为此不妨扼要回溯一下有关的历史进程:
   
   毛的挫折与反扑
   
    1、中共八大(1956-9-15-27)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政治报告主旨);应秉承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周恩来报告);不再提毛思想,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邓小平报告)。毛虽举手赞成,内心却极为不满。
    2、当年国庆节毛在天安门庆典上对刘少奇说有关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不对。
    3、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匈牙利人民起义,赫鲁晓夫接受毛武力镇压的主张平息事件。毛乘机向刘周等务实派反扑,处心积虑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路线。
    4、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7-1-18-27)隐含杀机,提出后发制人.而后最高国务会议(2月)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引蛇出洞。
    5、整风半月后的5月15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8日邵荃鳞接到周扬电话说“转了”,意味着由鸣放转为“反击右派”。“反击”实际上是贼喊捉贼,因为“三大右派言论”当时均未出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
    7、毛亲自部署6月8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拉开反右大幕。
    8、四个月后,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毛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毛面斥周恩来“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远”。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周及陈云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于是大跃进无人敢持异议,工农业生产竞“放卫星”,全属吹牛。尤其所谓小麦亩产3000斤,水稻亩产11万斤,荒谬绝伦。谚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遂导致大饥荒接踵而来。整个中国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面对弄虚造假酿成的大祸,刘还算天良未泯,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他主持制定“调整 、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自1962年起实行“三自一包”,挽狂澜于既倒,使百姓得以果腹。经调整,经济渐次复苏。
    毛对于刘触犯逆鳞怀恨在心,刚愎自用的他负隅顽抗,蓄意夺回党内的绝对优势地位。1962年夏天他重提阶级斗争老调,抛出“党的基本路线”,并步步紧逼,一方面牢牢抓住军队的枪杆子;同时让江青登场,以文艺为突破口,抓住笔杆子,借《海瑞罢官》掀开序幕。接着请出军方的林彪,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倒彭真的《二月提纲》,完成舆论准备。
    文革狂飙从天落。《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毛登上“九五之尊”宝座,开历史的倒车。孙中山尝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毛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也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1945-6-11)竟公然置往昔所言于不顾。
   其实自从五七反右始,毛治下的大陆中国一直是“反动的逆流”大行其道,歪风邪气成了主流,淫威泛滥,发展到文革时期,毛一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七亿人被洗脑,除林昭、张志新外,无人公开敢对毛说个“不”字。这是古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超级红色恐怖。
   之所以如此,可从国际国内两方面找根源。国际的根源来自苏共列宁斯大林一贯实行领袖独裁的影响。中共是苏共一手豢养的“儿子党”,自然效法苏共,历来是一把手说了算。中共奉为圭臬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无非把群众视作群氓。至新世纪之初,中共官员对民众说得更白一点:你们算个屁!
    国内的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国人恪守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甘于做“顺民”(即奴才),渴望“明君”(即革命领袖)当道。“东方红”之所以从原先颂扬刘志丹的陝北民歌演变为讴歌毛泽东,并进一步成了毛寡人御用的圣诗,盖源于此!
    所以,反思文革及反右的历史教训,必须大力培植“天赋人权”的观念,真正贯彻《国际歌》所揭示的真谛:“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实现林肯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原则。
   与五七反右始终在各级党组织操控下(中央则由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小组具体部署)迥异,文革前期是天下大乱,号称“无产阶级大民主”。其实乃毛一手造成,无论保皇派,造反派以至红卫兵,俱属毛排兵布阵的棋子,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的影子。而邓之后,中共竭力宣扬“稳定压倒一切”,便是利用普通民众怕乱的心态,假借“维稳”之名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人们务必擦亮眼晴,拨开迷雾,戳穿这个幌子,逐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高举宪政大旗,走出民主运动低谷。无可否认,现时大陆及海外的民运俱陷低潮。中南海当局仗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带来的雄厚财力,施展软硬两手,在箝制普通百姓的同时,对知识份子和文化人给予若干甜头以招安之。正如当年毛打天下时所言: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大陆民众普遍受愚弄,对反右、大饥荒、文革冤案及六四事件均已麻木,失去了义愤填膺的正气。
    基于此,宣传维护宪法尊严以保障基本人权,极具紧迫性和不可替代性。五七反右派运动本身就违宪,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无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犯罪,右派只是发表言论,殊无触犯刑律。结果因言获罪,简直岂有此理,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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