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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另类影响

   “文革”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另类影响
   
   距“文革”发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来,邓共挖空心思地把“文革”罪恶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甚至无耻地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这种推卸今天正在破产:在手机互联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发觉,包括“文革”在内,大规模的杀人整肃运动,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中无一例外的存在,它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哪一国共产党领袖的特色。
   但是,各共产党国家大规模的残酷杀人整肃的方式,的确有着不同,打上了鲜明的领袖个人特征,象中国“文革”这样的方式,在共产党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并打上了鲜明的毛泽东的个人特性。
   


   “文革”至少有三大特征,是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杀人整肃运动所没有或者缺乏的:
   一是“砸烂公检法”,不要任何程序和框条,直接施以群众专政恐怖;
   二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击基层共产党政权;
   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从以上三点可见,“文革”具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这种特点是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杀人整肃运动所没有或者缺乏的:
   如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虽然也有群众参与,但苏联从没有“砸烂公检法”,其大规模杀人由秘密警察系统“克格勃”主导,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进行,一切都走“法律程序”,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被杀害之前,都经过了法院“审判”;而刘少奇之被抓被整死,没有一点“法律程序”的形式。
   苏联的“大清洗”,也没有发动民众打击共产党基层政权、挑动群众相互武斗的内容。
   东欧共产党国家、朝鲜金家和蒙古的“大清洗”,更象苏联,而与中国“文革”不同。
   
   “文革”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使得“文革”的社会危害特别巨大——“文革”之残暴,实际上远远超过苏联的“大清洗”:
   “砸烂公检法”和挑动群众互斗,令整个中国社会淹没于血腥恐怖的“红海洋”当中:私刑遍地,大批的人被惨杀——砍头、凌迟、挖心、挖眼、剖肝、阉割、水煮、火烧等绝迹于现代社会的惨绝人寰酷刑全面复活;全国屠杀成风,有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对“黑五类”“斩草除根”灭族,连婴儿都不放过;广西则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惨祸、、、、、、
   由于“文革”无法无天的“群众”属性,令其对老百姓的伤害,比苏联的“大清洗”要深广得多: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公开承认:“文革”害死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损失八千亿人民币(《交锋——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作者:凌志军、马立诚);而根据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著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大清洗”中350-450万人遭到整肃,其中60-80万人被处决。
   
   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老百姓唯一担心的就是秘密警察上门,“文革”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担心的太多:同事、朋友、同学、邻居、上下级、甚至亲戚,都可以乘乱置你于死地。苏联的秘密警察毕竟有限,政客和“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大抵可以明哲保身,而“文革”的群众专政下,几乎人人都是秘密警察,身边的友人熟人。。。转眼就可以把你打倒。
   所以,“文革”期间的中国,几乎家家都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红卫兵、造反派等等),这一奇特的现象,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是没有的。
   
   
   由于“文革”特别残暴,社会波及面特别深广,它对中国的影响当然颇为另类:
   
   其一,“文革”大大摧残了中国人民族凝聚力。满清的薙发易服、大兴文字狱暴政,曾经重创汉族的民族凝聚力,中共“解放”大搞土改阶级斗争,再次重创辛亥革命和抗日后初兴的民族凝聚力。
   “文革”则是雪上加霜——“文革”以群众互害的深度内耗方式,使得中国人空前散沙化,造成了大陆人普遍的变态。今天的中国人一盘散沙、莫名其妙相互嫉恨,正是“文革”打下的社会基础。今天的中国异议人士当中不少人以“汉奸”、“带路党”、、.为荣,甚至膜拜当年侵华的日本皇军,这是其他共产党国家异议人士中很少见的变态现象,此正是“文革”深度内耗的后续反弹效应。
   同为共产党统治,为什么中国人的凝聚力大不如俄国人,甚至不如越南人、朝鲜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文革”!
   
   其二,“文革”深度败坏了大陆中国社会的道德。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即使在共产党国家中都是最坏的。大陆中国人比之台、港人礼崩乐坏,“中国人不象中国人”,正是从“文革”开始的,“旧社会”遗留的师道尊严、礼仪斯文、男女有别、、.几乎被“文革”统统扫除:君不见现今的大陆女异议人士——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有几人没有“半边天”、泼妇、女红卫兵的一面?
   通过“文革”,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性格,深深感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共之所以成为各共产党中最无耻最虚伪的一个——作为共产党,却大言不惭地领导资本主义,此种无赖秉性,也是“文革”打下的基础。
   
   其三,这是十分特殊的。“文革”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效应,经历了“文革”后的成熟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官僚有一种高度共识,就是对街头运动深恶痛绝,一看见游行示威,就觉得是“文革式的动乱”,这也是“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为年轻人,而缺乏深厚社会基础的原因之一。笔者在大陆做记者时,深知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此种心理,他们出于对“文革”的厌恶,而不愿支持象“文革”一样乱哄哄的“八九民运”。
   
   此种对民粹主义的反弹心理,迄今仍存在,胡锦涛时期大陆民众有手机段子曰:“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把民主社会示威游行的公民权利,当作“文革式的动乱”加以排斥,此种大愚若智的观念,正是文革的“硕果”之一。
   “文革”的这一硕果,显然是有利于中共维持统治的。所以邓小平暨其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流,无不抓住中国人此种民粹主义反弹心理,大肆渲染说:中国决不能搞民主,一旦民主了,就会发生“文革”式的动乱!
   此种对民粹主义的反弹心理,在“六四”运动失败后得到全面强化,它使得邓小平一伙轻而易举地以“稳定”为名收买人心,顺利在中国走到另一极端——建立了伪共权贵资本主义次品法西斯统治,实现了官僚寡头权贵压榨掠夺分赃的“稳腚”。
   
   由“文革”式轰轰烈烈的“大民主”群众专政社会,摆向忌讳街头运动的伪共次品法西斯“秩序”另一极端,这是苏联及前共产党国家没有的社会阶段:苏联、东欧国家、包括现今的古巴,经历的都是坚冰——解冻的历程,并没有对民粹主义的反弹。
   由此可断:1992年以后的中共国,与末期的苏联不具有可比性。以末期苏联来套现今中共国,是愚蠢的。
   中共的“文革”和“邓改开”(尤其是1992年后的“改开”),都是前苏联和东欧所没有的,由此可见:中共的覆亡,必大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
   中共已经过了能产生戈尔巴乔夫的阶段,现在还指望中共产生戈尔巴乔夫,是愚蠢和食古不化。
   
   
   由此也可见“文革”对中国进程的影响如此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邓改开”,如是则中共必早随“苏东波”而崩溃;“文革”引发“邓改开”的同时,也延续了中共政权的寿命,使中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覆亡道路。
   而中共之覆亡,必是蛀空内变的方式,而不会是自下而上:如今的中共,就象“高平陵之变”后的曹魏一样,只剩下名号了,而这个名号,迟早是被党内的司马氏集团扯下来的。
   今后统一台湾的,就是这个当代司马氏集团。
   
   曾节明 于2016年五月十七日于晴暖纽约州
(2016/05/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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