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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邢小群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我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却触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国大陆体制内所有传媒:今年禁谈文革!
   对反思文革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陆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两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官方的严厉斥责。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个世纪。这个节点,本是回顾与清理文革的契机,但又恰恰是当政者的痛点。他们担心反思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提前发出禁言文革的内部密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五十年来,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邓小平已经不能问事,而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反思的触角已经伸向极权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这一动向,又把从香港往大陆带书当作严密监控的重点。在口岸没收书籍,引发了不少纠纷。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0年。20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文革四十周年时,徐友渔、郝建等学者在北京发起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十几个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扰,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发电子邮件,只好口口相约,一起到郊区密云赴会。
   退休高官于幼军,应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开设反思文革的历史讲座,原计划讲七次,受到压力,讲了两次便匆匆结束。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学者吴迪主编的《记忆》、学者何蜀主编的《昨天》,都是学术品质很高的专门文革研究的电子月刊。一些体制内的学术机构,预见到今年举办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受到限制,赶在文革50周年之前,先行举办学术活动。2015年1月,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以访问学者工作坊的方式,召开了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又以“1960年代的中国”为名,举办了一次学讨论会。两次会议的内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义开会,会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已经为此付出代价。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驼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希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今年初对任志强的围攻,也被称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 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毛泽东的粉丝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与之相联系的是对邓小平的负面评价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而当政者的狭隘和短视之症,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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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2012-9-9


严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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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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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四五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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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後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后来的增订版我补充了许多内容,书的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一点一点搜集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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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多派互相攻击的情况下 可以创造自己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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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革”初期,是哲学研究所的少数派,这样就可以不参加哲学所多数派和文革小组安排的所有活动。我们少数派只有十多个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喜欢做领导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写大字报,连文革中“学毛选”一套形式都没有,在一起总是闲谈聊天。我几乎每天从学部步行到东单、王府井,有时去天安门、西单,到处逛街,有时到龙潭湖游泳。在街上,任何传单、小报、油印资料都搜集,我没有照相机,偶尔也像约翰•里德那样,把一些张贴的传单从街头撕了下来。我当时知道,在“文革”多派互相攻击的情况下,可以创造自己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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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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