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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6-5第470期


    记者李澄欣專訪严家祺
    2016-5
    長途電話撥過去,是美國東岸早上9時半,嚴家祺這位歷史的見證者,在流亡之地侃侃而談文革歷史及今日時局。「文化大革命的前提條件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是消滅言論自由、消滅新聞自由。文革的大教訓,就是要讓大家講話,自由思考,社會才有活力。法制是要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不是誹謗別人,比如文革時把反對毛澤東的罪名強加於人。中國今天收緊言論自由,肯定是不對的。」

   http://upload.bx.tl/blog/temp5/201605061534011docx
    嚴家祺(嚴家其)今年74歲,依舊思想敏銳,語速驚人。他是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曾任趙紫陽的政改办公室成员,六四後名列中共通緝令榜首,獲「黃雀行動」營救,與妻子高皋經香港流亡海外,現居於美國馬里蘭州。
    流亡海外並不風光,為的只是自由,20多年來他身在異鄉,心在故土,從沒停寫中國政治分析文章。
   

香港自由收窄 變相文字獄


    國內大氣候,香港小氣候,本港言論空間收窄,他亦有留意。「文革把『文字獄』擴展到中國每個角落,對人實行高度的思想控制。香港回歸後,北京漠視《基本法》,不斷出現踐踏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事件,這就是變相的『文字獄』。」
    1979年,他與妻子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大陸出版,序言道:「一個不能從災難中總結並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時隔50年,中國未吸取教訓,甚至任由文革火種死灰復燃。嚴家祺直言︰「到今天,文革的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充分總結,也沒有法制化。所以類似文革的一些現象還存在,有人把前不久『圍剿任志強』稱為『文革十日』。」
   

理科出身 渴望理解文革


    嚴家祺對文革的研究,始於一顆好奇心。他本科讀數學物理,從不關心政治,也沒學好歷史,1964年畢業後,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社科院前身),才轉攻文科,成為于光遠(著名經濟學家)和龔育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研究生。
    1966年夏天,時年24歲的他在學部經歷文革,種種現象也讓這位社會科學新丁摸不着頭腦。「學自然科學的人相信,凡事都可以找到解釋,但文革後我很多事都不理解。學部的黨支部、黨委垮掉了,毛澤東發最高指示,就可以批評黨委、黨的領導人,發動運動,這怎麼回事?」腦裏一堆問號,引發他尋根究底。「我最大的興趣,就是要理解文革怎麼回事。」
    同窗劉長林(現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员)的一番話,更埋下寫書的種子。「他北大哲學系畢業,告訴我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時,美國記者約翰.里德(John Reed)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很有影響力。我就想,既然約翰.里德能寫十月革命的書,我们為什麼不能寫文化大革命的書呢?」
    於是,他動手蒐集资料。文革初期,他是學部的少數派,毋須參加多數派和文革小組规定的活動。當時多派之間鬥爭不息,沒人有暇管他,嚴家祺樂得清閒,每日到天安門附近逛街,经常到龍潭湖游泳。他善用自由在街上蒐集紅衛兵的印刷品。「王府井和長安街的交叉口,是小報、傳單發行場所,大多免費,少數要一分錢,很多資料很厚,幾十頁紙也不夠5分錢。很多單位散發批判劉少奇的資料,厚得不得了。在王府井、長安街、西單走一圈,每天都拿到幾十份資料。」
    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嚴家祺常晚上在王府井口和東單郵局一帶抄寫大字報和詩詞,抄到4月4日晚天安門廣場清場前半小時。這批珍貴史料曾擺滿一屋,如今下落不明,他萬千感慨。「六四前,我家裏有全套的文革資料,非常多,1989年逃出中国,資料不可能帶着,感到非常遺憾。」
    流失的史料,許多是批判当时反革命言论的材料。「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是老紅衛兵,他們最早提出反對專制制度,這個言論很厲害,我當時很吃驚。他們在1967年元旦發出文件『中發秘字003號』,寫道:『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這個紅衛兵組織很快被鎮壓了,因他們被定为反動組織,被当时公安部长謝富治取締了。這些資料令我大開眼界,怎麼有人敢講這樣的話呢?」
   

担心薄一波非议 胡耀邦拍板


   好不容易捱過文革,嚴家祺與劉長林等人合著《四五運動紀實》記述1976年天安門事件,該書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8萬冊。同年,他的醫生太太高皋,每日下班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收錄嚴家祺在文革時期蒐集的資料,嚴負責修訂增補,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中宣部担心书稿中涉及薄一波的地方,薄一波会非议,最後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拍板,下令內部發行,印行了100多萬冊。
   

產生文革的三個條件


    嚴家祺總結出文革產生的三個條件。第一是高度公有制,黨和政府控制每一個人的生活來源(工資、收入、糧票、布票),因此严密控制思想和言論。「工資都要從政府拿,你敢亂說亂動就失業了。公有制社會是不可能有言論自由的,所以毛澤東提倡發動文革,他說什麼,大家做什麼,以最高指示為綱。」第二是極端個人崇拜,神化毛澤東,毛任何一句話都是最高法律,宪法法律完全失效。「可以打、砸、搶,不用經過法院就隨意打死人。學生隨意打死老師,在農村隨意活埋地主、富農,湖南道縣大屠殺就是這樣,無法無天!」第三是傳播工具,電話、廣播和報紙傳播『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决定,鐵路亦促成火車大串連,使文革蔓延全國。
    基於以上三點,他認為50年前的文革不會捲土重來,在文革十年,除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民众自发的示威抗议外,所有游行、集会、批斗,反映的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志,而不是民众的意志。中國已擺脫高度公有制,當權者不能像50年前那樣控制每個人的言論和工作。「像任志強批評『黨報姓黨』,也不可能把他這樣的人一個個關進監獄。他收入不靠單位,他不会像文革时期那样害怕。」现在的中国还是没有新闻自由,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示威抗议,实际上是没有新闻自由情况下,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方式。
    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加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权钱交易、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化,促使民間毛熱再起。「毛澤東代表兩種力量,一是中國傳統社會『均貧富』力量,這種思想讓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懷念传统社会的皇权统治,把毛泽东看作『抑制豪强』的象征;二是中国传统的皇权。加強皇權有兩個辦法,一是殺戮功臣,如打擊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二是鎮壓人民的反抗,如镇压天安门抗议运动。」
   

实行『非毛化』 中國才有希望


   毛澤東幽靈今猶在,文革雖不會全盤複製至今天,卻有「次文革」土壤。「習近平時代有兩點與毛澤東時代相同,第一,两极分化使一些人懷念起毛澤東來了,因為现在出现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第二,個人崇拜的因素沒有消失,即使習近平本人不贊成個人崇拜,他下面還有林彪,包括詩人、作家、文人,搞社會科學的人,還在提倡個人崇拜。中國社會還有長期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
   

1990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由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比大陸版本增加了一半內容,分上下兩冊。


   「當時我們已離開中國,在書中講到文革產生的根源,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和毛澤東本人有關係,不只是林彪或者四人幫,總的後台是毛澤東。」
   被問及中國是否對文革有足夠反思,嚴家祺斬釘截鐵道:「沒有!四人帮的后台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决策者,也是文革罪行的策划者,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毛泽东决策的执行者之一。按照常识,把一个执行者判处死刑,而策划者却没有追究,而且,还继续把策划者的思想奉为『指导思想』,是讲不通的。这正是問題所在。文革之所以不能深刻反思,長期有一塊石頭擋住,就是怎樣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系列错误。批判毛的错失誤,中國才有希望。」「對毛進行評價,領導人要有膽略。這一二十年內不讓大家議論,只發幾篇官样文章就算,社會不可能進步,必須在言論、新聞自由下,共同找到大多數人接受的看法。評價文革、实行非毛化是頭等大事,不解決好,中国不能进步。」
    嚴家祺認為,除了毛澤東,也須為鄧小平的错误(包括六四),以及1992年『南巡』以来经济发展的政策,作全面分析、評價,中國才能向前走。開歷史倒車,是没有前途的。
   「文革是一個最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沒有言論自由,社會進步不了。」他感慨道:「一个人怕人民大众,这个人就会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胡耀邦心中有大爱,对民众毫无惧怕之心,而邓小平却惧怕人民,『六四』大屠杀正是邓小平惧怕人民的充分表现。」
   (《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的内容,据记者说,『由於和印刷廠協調有點誤會,訪問稿已經在處理,已無法更改』。这里发表的是订正稿,原题目是《習近平身邊多林彪 個人崇拜重燃》)
(2016/05/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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