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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贵资本主义”到“社会资本主义”

从“权贵资本主义”到“社会资本主义”


    ——中国要有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香港《前哨》2012-7严家祺


   

今日中国社会制度的特征


    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南巡”把中国引上了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大方向应当肯定,没有这一变革,中国的经济不可能高速发展。然而,二十年来的现实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港台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特征的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政治制度,有
   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之分,具体形式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总统制、内阁
   制、半总统制、军事独裁和“一党专政”形式的现代专制制度。农奴制、封
   建庄园制、资本主义和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是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
    今日中国社会制度,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与私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私人企业家阶层,虽然仍然有一百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但大部分国有企业被少数权贵控制,不再为“国家”、“全民”谋利,企业赢利大都落入到权贵私人手中。
   

薄熙来“速兴速亡”的原因


    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与十九世纪的西欧的“老资本主义”一样,正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土壤。看一看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期的法国和英国吧。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法国十九世纪中期的专制政治下,“非政治领域”中声色犬马、充满自由,而今天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农民工的遭遇远比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差得多。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而且,更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好时机。
    然而,按马克思学说进行的革命已经在俄国、东欧和中国发生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统治造成的灾难,已经在俄国、东欧和中国人民身上深深打上了印记,原本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说教,已不可能在俄国、东欧、中国掀起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或“农民革命”了。薄熙来虽然没有什么理论和主义,但他在重庆几年当政推行的“唱红打黑”,就是利用民众对“老资本主义”的不满和痛恨,打击他不喜欢的私人企业家和政治上的不合作者,借以提高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薄熙来是一个聪明人,他也知道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唱红打黑”,是为了在重庆和全国树立自己“革命形象”、是为夺取中国国家大权的巨大努力。
   

今日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也不是代表全民的党,而是正在成为一个维护少数权贵资产阶级利益的党。


   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与一般依靠个人奋斗、在市场中积累财富的企业家不同,主要成分是共产党官僚中依靠权势攫取了大量资产的那一部分人形成的、相对封闭的阶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人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业致富,富人与穷人之间是可以流动的。而权贵资本主义却主要保障权贵阶层凭借权力致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时,许多共产党官僚及其家族成员在短期内就把原有的国有资产“合法”或“非法”地变成他们的私人财产,这种趋势现在仍然在不断进行中,权贵资产阶级的队伍仍在壮大,但普通民众很少人能加入这一队伍。普京之所以能多次连任俄罗斯总统,与他采取了打击部分权贵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策略,有很大关系。薄熙来“唱红打黑”,有学普京的影子,但与普京不同,薄熙来家族本身,就属于权贵资产阶级,而且利用“唱红打黑”,更加疯狂地攫取巨额财富。
   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持续的。权贵资本主义也是不可持续的。欧美国家为了避免列宁、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革命”,近一个世纪来,大大改善了旧有的资本主义,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为揭露中国今日资本主义的弊端,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薄熙来和中国今天的“极左派”不过是中国这一现实的产物。
   薄熙来垮台了,不能东山再起了,但薄熙来的信徒,相当一部分人会转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只要中国今天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左翼反对派”就可能壮大。正象毛泽东是“四人帮”的后台一样,胡锦涛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胡锦涛的思想体系是共产党未来“左翼反对派”思想的早期形式。
   今天共产党把薄熙来的问题从政治问题,或用共产党语言说,从“路线问题”变成“刑事问题”,这说明,今日中国共产党仍然回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分不清,还要把货真价实的权贵资本主义称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自欺欺人,就更不能看清中国的出路了。
   

今日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


   二十世纪全部历史表明,作为人类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少数人头脑产生的乌托邦,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在一个社区或团体的小范围内可以实现,但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短期用强制力量实现,也是不可持续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但贪婪、欺骗、残暴,和高尚、有道德、对完美的追求同时都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没有对理想和道德的推崇,也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形形色色的灾难。权贵资本主义是依靠国家权力来掠夺财富的资本主义,纳粹主义在经济政策上,就有许多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国家权力,是一种“垄断的暴力”,权贵资本主义带有暴力掠夺的因素。而金融资本主义,用形形色色“非法”和“合法的”“金融欺诈”的手段来掠夺社会财富,则是一种“非暴力掠夺财富”的形式。
   今日西方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仍有两大弊端,一是以“非暴力掠夺”为目标的金融资本主义。二是在政府组织形式上,长期找不到改变以“过度制衡”为特征的“否决权主义”(Vetocracy)的出路。
   今日中国资本主义,远没有发展到今日西方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的问题,许多是西方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今天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一是权贵资本主义,二是尚未充分发展的、以金融欺诈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三是权力不受约束的专制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弊端丛生,但还没有完全变成私人资本,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国外没有开放,西方的上市公司还不能到中国来上市,中国老百姓还不能用人民币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这使西方充分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还不能完全侵入中国。所以今日中国人民头上,实际上主要压了专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两座大山,金融资本主义则是一座不断成长的山,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急急忙忙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金融资本主义也将成为一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民主政治是权力来源与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中央与地方、或联邦与成员邦,权力有明确划分,立法、司法、行政权之间有分权制衡,政务官与文官分开,保障了国家权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权是集中的,不存在今天中国式的“多头政治”。现代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包含这些因素。在中国专制政治下,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宪法规定,公检法有一定的制衡,现在完全被一个在宪法上没有地位的机构——政法委掌握。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实际上被剥夺。当今日专制的中国看到今日一些欧美国家议会中出现“过度制衡”的“否决权主义” (Vetocracy)的弊端时,中共王朝今日顽固的专制主义者,与大清王朝鼠目寸光的统治者一样,都还以为“天朝大国”走在时代的前面呢。
   

为“资本主义”正名


    胡锦涛尽管会见过许多国家的首脑人物,但他自己束缚了自己,在国外访问,目不斜视、拘拘谨谨、没有表情、没有即兴的热情,他无法直接了解西方政治和西方社会。他那“卓娅和舒拉”的视野,使他完全不愿意去了解当代世界,不知道政治稳定有“动态稳定”和“一潭死水”的稳定之分,他的“维稳”,是维持“塔尖”上的稳定、火山上的稳定。胡锦涛的视野,使他只知道“科学”而不了解宗教和信仰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也使他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始终停留在马克思阶段,对全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完全没有形成概念。一个人的能力和视野总是有限的,胡锦涛的问题在于只知道“唱红”而不知道“学习”,更不知道“创新”。胡锦涛当政十年,使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到了尖锐的程度,胡锦涛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到了大变革的前夕。
   中国向何处去?老百姓乐意唱“老歌”,并不等同于薄熙来的“唱红”,并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可能再从马克思出发,回去实现上世纪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是要用“社会资本主义”代替今日的“权贵资本主义”、用民主政治代替专制政治。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都没有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列宁用“资本主义”一词时,“资本主义”成了一个坏的称呼,成了革命者要推翻的一种制度。历经二十世纪苏联东欧和中国“反资本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或公有制经济)的大变革,现在到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了。事实上,资金本身不等于资本,当资金被用来生产新财富、产生剩余收入时,资金才成了资本。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剩余收入是用来支付资本做出的贡献,而不是来支付劳动和材料做出的贡献。对于私人资本,为了追求剩余收入(扣除生产成本後的收入,或利润),就必然使资本投向最急需的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可以有国有企业,国企的首要目标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全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国企的高管不是大老板,而是按法律任命的文官。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本归私人所有。毛泽东摧毁了私人资本,而今日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管,都把自己看作追求个人私利的“大老板”,而薄熙来“唱红打黑”,把权贵资本主义和摧毁私人资本结合在一起了。
   良好的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政府用任意没收、任意强制征税、用政府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体系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和组织形式方面创新的自由。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而不讲信用、不守承诺。权贵的财产得到保障,而普通企业家的财产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肆意掠夺。权贵资本主义是政治权力介入经济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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