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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围城上厕所

   就说这个《围城》吧,本来就是拿了法国人的噱头来冒充自己的发现就不去说它了;还振振有词九江至抽象为一天哲理真是太可笑了。如果说“围城哲理”(“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也算是一条哲理,那为什么不说是“上学”“就业”“入厕所”、“进馆子”?甚至“上床睡觉”?凡此种种,不都是些“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活动?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说这个《围城》吧,本来就是拿了法国人的噱头来冒充自己的发现就不去说它了;还振振有词九江至抽象为一天哲理真是太可笑了。如果说“围城哲理”(“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也算是一条哲理,那为什么不说是“上学”“就业”“入厕所”、“进馆子”?甚至“上床睡觉”?凡此种种,不都是些“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活动?
   
   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
   
   ……
   
   刘小枫现在冒出的“国父论”,说明他老态龙钟,终于掩饰不住地露出了老底,也说明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弄懂救赎、拯救、救星这些概念的区别所在。
   
   简单说,刘小枫的“国父论”其实就是“救星论”,这说明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从“东方红、太阳升”的层次去理解基督教的,太肤浅了。
   
   刘小枫打着研究基督教的旗号“工作”了二三十年,但其实却分不清楚“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人们会怎么说呢?
   
   人们会说,刘小枫胡乱翻译介绍了这么多的书,不仅误人子弟,而且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污染环境,太可惜了。
(2016/05/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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