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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作者: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6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於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決」的新訴求。
   
   其實,筆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
   

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
   
   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三個地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分認同問題都與它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1945年);沖繩稱「復歸」(1972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
   

「港人治港」對「香港人」身分浮現的刺激

   
   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1980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枱面,「香港人」身分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
   
   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2016年5月3日)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1970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分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
   
   說一段趣聞,1997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製作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並不清楚我是哪裏人,當日本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意識在1980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
   
   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分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
   

「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

   
   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分還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
   

「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化

   
   如上所述,受到「九七問題」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在1980年代快速地顯現出來。香港最早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兆佳與關信基做的「香港社會政治價值觀調查1985」。其調查結果,顯示59.5%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過自認為「中國人」的36.2%。換言之,香港本土認同在1980年代中葉已一躍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
   
   此後直至1997年,綜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都有將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約一成則視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約三成則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作為社會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回歸」之前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見表)。
   
   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認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所述,由於1949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出來,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
   
   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况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2003年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
   
   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如何思考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2047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分認同只會愈來愈強,香港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
   
   「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敬請關注下周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三:〈「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拉鋸戰」〉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二
   
   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2016-5-11日轉載
(2016/05/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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