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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作者:林泉忠

   
   2016年5月3日


   
   
   【明報專訊】四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

   
   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

   
   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六個階段:
   
   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
   
   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
   
   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
   
   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
   
   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
   
   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敬請關注下周二5月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
   作者facebook: 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6-5-3日轉載
(2016/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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