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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十五)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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