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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厅长忆公安三光:刘少奇自食其果

1.公安厅长忆公安三光:刘少奇自食其果
   2.毛泽东谈大跃进:人死了可以做肥料
   
   
   《公安厅长忆公安三光:刘少奇自食其果》

   多维历史
   
   尹曙生,1937年出生,舒城县南港镇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进入公安部工作。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1977年调入安徽省公安厅,官至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其亲身经历的公安系统大跃进,可以同《张志新之死》互参阅读的文字。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度,让“圣人权力”主宰黎民的生杀予夺,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本文选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作者尹曙生。
   
   
   相比经济大跃进的饿肚子,公安大跃进的罔顾法治危害更甚,刘少奇自食其果。图为大跃进时期海报(图源:浙江省图书馆)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使我能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规劝老师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党悟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上山了。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尼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中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
   
   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一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或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开展“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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