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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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黄顺基先生

2016年4月17日17时39分,我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时,我正在常熟陪护住院治疗吸入性肺炎的百岁老母亲。我未能见先生最后一面,也没有送先生最后一程——我心中的悲憾和隐痛,将注定郁结难散,挥之不去。
    先生的遽然仙逝,着实令我深感意外。先生虽年逾九旬,但精神矍铄,行走自如。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3月21日晚上,我将自己对文革的反思——《说说文革这面镜子》一文发给了先生。3月22日,我启程回老家。在到达家乡的第二天,我便收到了先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并附有他十万零六千字的一篇超长论文。这里,我想应当如实照录先生的电邮如下,尽管其中有先生对我的过奖和点赞:
   
    棋生:
    对文革的认识与评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您从切身的经验提出很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在研究,兹将拙文寄上,请您提出不对的地方,在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您为人的品格是真诚、真实,知无不言,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仍然顽强地保持赤子之心,这是我对您一直怀有敬佩之所在。

    顺基
    2016年3月23日
   
   而先生的长文,是一篇专门分析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学术论文。清明节刚过,我就在电脑上作了认真的初读,并对文中的有些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商榷意见。我打算5月份返京后即去先生家,与素怀学术平等之心的先生当面交换看法。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收到他电邮仅25天之后,慈和、淡然、睿智的恩师竟驾鹤西去,从此与我天人永隔,不能再聚!
    先生在电子邮件中,用“您”来称呼我,这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先生对为人应真诚、真实的肯定和推崇,实在是他一向抱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我此生决不会相忘的是,28年前的1988年春天,我在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和他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当时,他对我的工科背景特别感兴趣,以及对我能通过博士生考试抱有明确的信心,这两条使我印像深刻。然而,令我十分感动且印像最深的是,当我坦言自己的档案中“不干净”,说明有人诬陷我而我不愿违心认可所谓“事实”,因而被北京航空学院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事后,先生平和、清晰地对我说: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么,我赞赏你做人要老实的态度。而且说实话,你当年是一名中学生,即便有那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上什么事。你快40岁了,不为世俗潮流所动,还这么有志于读书和科研,这是很难得的。我个人很期待你能来人民大学,和我一起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
    博士生导师黄先生的认知,似一袭心灵的春风,使我倍感欣快和气爽,也让我思绪良多,感慨不已——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先生的与人为善和实实在在,与北航张连波、李小峰等政工干部蓄意整人的“左”态,适成云泥之别!事情要从1981年秋天说起。当时,我被录取为北航五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硕士生后,常熟有位叫王满珍的中年妇人出于可悲的派性,花8分钱邮票将一封诬告信寄到北航。由于我面对指控据实辩解,就被认定为“态度不好”。随后,北航校方以“否定文革”为由,派人到常熟外调,专挖我这个当年的高中生干过的“坏事”,不听、不录对我的客观、公正评价,甚至训斥、威胁坚持实话实说的我的中学校友,更不信我自己所作的多次如实辩诬。尽管如此,1982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还是一致通过了将我的预备党员按期转正的决定。然而,五系党总支采用压下不批准的方式,把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延长一年。一年之后的1983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再次投票,又一致同意我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时,如果依据所谓的党章,北航党委和五系党总支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要么同意我转正,要么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然而,那些共产党员们视党章为儿戏,既拒不让我转正,也不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于是,从1983年4月到1984年4月,我又当了一年预备党员。累加起来,我一共当了三年预备党员,交了三年党费。从1983年4月开始,我边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边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据,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日报》社、中组部上访,又给刘宾雁、习仲勋寄挂号信,控告北航党委公然违反党章,要求有关部门加以严肃纠正,但都无济于事。到1984年4月,我的研究生学业快结束了,北航终于作出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的决定。然而,根据所谓党章,这是完全无效的决定。对这一点,我想前不久于新婚之夜抄写党章的奇葩夫妇,无疑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在这里插叙这样一个故事,决非因为我要北航现在给我来个“平反”——通过承认上述“决定”之无效,从而于32年之后,给我补办转为正式党员的手续,使我光荣地成为一个具有3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从心底里说:这种恶心的“平反”,还是见鬼去吧!我叙说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除了表达对黄先生深深的感恩之情外,还要佐证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官方所谓“否定文革”,只是否定文革的极端形态,而决不是否定权力凌驾于权利、党性高踞于人性之上的一党专政;官方也决不会因“否定文革”,就会把实事求是真当回事,就会喜欢起真诚、真实做人的公民来。
    北航之“左”和按潜规则行事,不仅表现在破天荒地让我当了三年中共预备党员一事上,更表现在:当我于1984年春夏报考博士研究生时,竟无情刻薄地对我亮起红灯,不仅不准我报考北航的博士生,也拒不在我领回的中科院力学所报名表上盖章。此外,北航之“左”,还直接导致航天工业部701所的人事部门正式发函,将按分配计划前往报到的我断然拒之门外。对此,我的硕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时任701所所长的庄逢甘教授,也只能徒呼奈何。我的毕业分配被“因故”搁置了8个多月后,由于时任清华大学分校校长和副校长的罗林、裴珉老师的开明和担当,1985年春天,我得以进入该校任教,并担任学校科研科的科长。进而于1988年春天,他俩及谭浩强副校长又大度地同意我报考人民大学的博士生,遂使我此生有幸与黄先生相识、相知,并结下了让我铭记终生的师生情缘。
    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1988年初夏,在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发出之前,黄先生就让我参与《科学革命史》一书的译稿校阅事宜。[1]1988年8月下旬,又派我出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外科技领域的学术思想对我国青年学生的影响”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简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2]1988年9月上旬入学之后,我又很快与徐辉、何立松、陈振明、欧阳志远、方克等学长学弟一道,参与写作由黄先生领衔著述的书。
    在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我投身八九学潮和民主运动及被当局严厉打压后,他对我的理解、信任和一如既往的期许。1989年5月上旬,我和徐辉当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5月下旬,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并分管自治会的广播站《北京之音》。尽管先生为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他平静地对我说:你自己独立判断,按内心意愿行事。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1989年6月4日阴云凄布、哀乐四起的上午,我在人民大学校园中路遇先生。他问我:“他们真的开枪杀人了吗?”我说:“是!”,随即,从不骂人的先生怒骂道:“真是法西斯!!”——先生对反人类的六四屠杀之谴责,将永远定格在他一生真实的历史中。在1989年8月的全校恐怖性清查活动中,先生和吴树青的做法迥然不同,他从不压我或劝我违心地认错。三个多月后的1989年9月9日,性格使然、不愿违心认错的我,终于被当局恭送进了位于昌平小汤山的秦城监狱——一座筑有多重高高院墙和森森铁门的特殊监狱。1991年春,我走出监狱回校后,先生毫不含糊地要我着手博士论文的开题准备工作,并安排我与他新招的博士生刘戟锋、高策等会面。然而,1991年六四纪念日刚过,人民大学校方就按既定方案,缺席宣布开除我学籍,并迄今未将开除决定送达我本人,更从未在校园中将其公示。估计又是把它偷偷塞进我的档案袋里去了!而我的档案袋,至今仍被捂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中。
    我的博士生学籍被开除之后,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在师母为我沏上绿茶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是我招到的最好的博士研究生之一。今后,你恐怕不会有博士学位了,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你的分量很重。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和应有的人生价值。当天,先生和师母像对待亲人那样,留我吃了师母下厨做的中午饭。
    在1991年之后的岁月和风雨中,我和先生保持着师生间的正常联系。2003年5月我又一次走出监狱之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文章发到先生的电子邮箱中。这些年来,除逢年过节我一定打电话问候先生和师母外,2005年6月先生八十大寿庆典前夕,我登门看望了他。2015年6月16日,在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日前夕,我又造访了静园17楼35号先生简朴至极的陋居。我摁下门铃后,88岁的师母开了门,她朗声笑着说:小江,江棋生,热烈欢迎你!先生快步迎前和我握手,然后一起进他的书房落座。师母是江阴人,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她快人快语对我说:你是黄先生招到的很聪明的学生,可惜受打压。先生接着缓缓地、一语中的地说:打压人才,听不得真话,是制度原因。我对先生和师母说:我带来了我的三本书:《看守所杂记》、《一生说真话》和《点燃良知的烛光》,我可没有虚度光阴啊!先生和师母都笑了,先生对我说:你一点也没虚度!而且,你的心态一直都不错。接着,我简单介绍了我的《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说它将会在近期公开出版。这时,师母大声对先生说:你站出来为刘合群大夫的研究成果写了文章,现在应当为江棋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写文章啊!他敢于挑战杨振宁、李政道,你的学生真不简单哪。先生笑着答道:我不懂啊,要是能懂,我早写了!先生还说:我的物理学知识,还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德智中学读书时,许良英先生教我的。棋生你很清楚,许先生为人耿介,一生屡遭打压啊。那天,先生和师母要留我吃中午饭,我婉谢了。临走时,先生回送我《黄顺基文选》,并在扉页上亲笔签了“江棋生存读 黄顺基 2015年6月16日”。
   这样的先生,可亲又可敬。
   先生一生中让人敬重的地方,不光是他于1957年32岁时,就公开发表与前苏联学者观点相左的关于形式逻辑的文章;不光是他写出了《大杠杆》、《大动力》、《大协调》和《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等具有突破性创见的著作;也不光是他成为学界公认的“以大尺度的时空跨越对本学科作了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当代中国,先生尤为让人敬重的地方,是他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是他的正直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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