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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當代史資料》回收事件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成都《當代史資料》回收事件
   二○一○年十一月,我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之邀,赴成都出席第三屆全國口述歷史學術研討會,還由主辦者組織參觀了汶川地震災區。回港後,每年收到四川省社科院寄贈《當代史資料》季刊四冊。該刊編委會陣容壯盛,從名譽主任、顧問、正副主任、編委到正副主編、編務主任、編輯部成員,冠蓋如雲,多達五十六員,除了四川省社科院的現任、退休正副院長與省委宣傳部要員,還有遠在四千里外的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所長等。其中有相當一部份人當過紅衛兵、下鄉插過隊、當過工農兵大學生,而該刊定名「當代史」則將內容局限於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也許是不希望觸及國共內戰等敏感話題)以來的四川本省歷史,每期十一、二篇文章也多數是回憶知青生活、「青春無悔」之類,可讀性不高,所以常常翻一翻就上書架了。
   三十位編委 竟百密一疏
   十月七日,我收到該刊寄來七元五角大陸郵票,說「由於印製錯誤,編輯部決定收回原刊並寄出重印的新刊」。我從書架上尋出八月中旬收到之一百廿六頁的「原刊」,對照八十頁的「新刊」發覺「新刊」減少了四十六頁的丘先甫長文〈我這七十年〉。

   這篇回憶錄連載兩期,共近十三萬字。作者丘先甫在成都硅酸鹽磚廠當了十三年挖土工、炊事員,又因「反革命罪」坐了七年牢、刑釋後戴了廿九年反革命帽。他父親是一個正直的工程技術人員,橫遭迫害,無端被定為壞份子,致使全家蒙羞受累二十年。他十五歲時在體育學校遭受鬧事、白專道路等批判鬥爭,雖成績優異,卻分配到農村教小學,僥倖有機會回城當工人,也無資格去檔次高的軍工之類企事業單位,而只能與一群「黑五類」子女進入污染嚴重、又髒又累的磚廠,文革期間幾起幾落,一度當過三百人工廠的廠革委會副主任、廠總支書記,但月薪只有二十八元八角。
   該文描述了文革十年成都與四川省武鬥的腥風血雨,像這一類的書,在大陸印了不少,有關京郊大興縣滅門屠殺地主富農連嬰兒都不放過、雲南沙甸村六千人血案、廣西武鬥人吃人等等,讀者看得幾乎麻木了,丘先甫的自傳,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花半天時間看完這十三萬字後,我才明白,他犯了「天條」,在文章最後幾頁,犯下十大「罪狀」:
   一、「誣衊」太祖高皇帝:「毛澤東長期以來還受中共的呵護,但他的夫人卻以反革命罪判處死緩,最終把毛澤東推上全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地位。」
   二、觸及權貴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著社會主義旗幟進行的,所以它是一頭怪胎。當中國資產階級迅猛發展的同時,卻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如貪污腐敗,化公為私,道德淪喪,信仰失落,兩極分化……」「公有制經濟雖然還佔國民經濟的百份之二十幾,但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進程並沒有結束,被逾越了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衝破層層阻力,以排山倒海之勢頑強地站了起來……」。
   三、同「四個堅持」唱反調:「中國的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統治過中國,怎麼談得上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呢?所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荒謬的口號。」
   四、冒犯中央指示「公民權利不要講」:「儘管一九七七年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卅五年,我至今仍然不後悔,儘管反帽對我而言萬分荒謬,但『反革命』卻有造反的意味,反帽能證明我是戰士而非任人擺佈的奴隸。文化大革命初期,億萬群眾投入造反,充份證明他們對那時的當局不滿,他們的初衷難道和我不一致嗎?」
   五、褻瀆「司法獨立不要講」指示:「清查五‧一六又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毛澤東所要清查的五‧一六份子就是造反派中不按他的佈置擅自行動的造反派,那時的造反派頭頭極大多數是青年工人和學生,很難查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都沒有,那就套上『五‧一六』(帽子)」。
   六、同「司法獨立不要講」對對抗:「揭批查運動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迫害運動,在沒有任何法律、法規依據下,沒有任何正義程序的保護中,文革造反派的廣大群眾遭到百般蹂躪,關押批鬥,並大規模大批量的冠以死刑、徒刑、勞教、開除等各種處罰……全國二十八省市有數千萬之眾的受害群眾,如果連同他們的親屬,則有億量級巨數的關聯人群」。
   七、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對抗:「一九七六年前後,當年的聯動份子終於揚眉吐氣,繼續步入官場,權傾朝野,成為大大小小的官員,典型的要算薄熙來,當年被判五年的聯動份子登上了政治局委員的高位。」
   八、煽動性的顛覆言論:「總愛回想毛澤東的一句話:『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真希望再來一次文革,以解心中的怨氣與不平。但在這卅多年裡,大多數國營和集體企業已經解體,數千萬工人已經下崗自謀出路,取而代之的是數千萬農民工。這些農民工中,許多人實現了發家致富的美夢。現在的農民工基本上不關心政治,他們要成為有覺悟的工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就當前的農民工而言,他能跟你拿起武器去推翻政權嗎?」
   九、侈談「普世價值」:「現今的共產黨已成氣候,盤根錯節的權貴階層,豈能以一人之力而動搖?從基層看來,儘管幾千萬下崗職工還懷念那個(毛)時代,但他們現在都在自謀生路,離開了生產工具他們不再是一支有紀律的鐵的隊伍,而是一盤散沙,即便出現了較有作為的工人領袖,但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只有遭到殘酷鎮壓的命運。」
   十、奢談「公民權利」:「幾千萬農民工在發財致富的道路上奔跑,指望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是完全脫離現實。廣大民眾對現實的不滿是集中在對公職人員的貪污及民生的諸多要求,而不是對資產階級不滿。」
   小題大做 以珠彈雀
   邱先甫的宏文冒犯了二○一三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九號文件(即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紀要《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七不講」中全部戒律,自然逃不過受批判被整肅的命運。
   九號文件沒有傳達到一本小刊的編輯部,所以當該刊編委會的名譽主任、省廳級退休幹部李洪仁和省社科院副院長王治國發難、指責丘文既否定前卅年又否定後卅年之時,編委會絕大多數成員*持抗拒態度。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丘先甫〈我這七十年〉衹是以親身經歷寫下動蕩年代的真實歷史,其觀點並無大錯,何況丘氏本人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他刑滿出獄後第十二年,蒙昔日老同事的關照,順利地從成都市規劃局領到了鬧市區春熙路紅馬商廈的規劃許可證,從月薪28元的窮工人兼刑滿釋放份子,一躍而為億萬富豪,從受侮辱受迫害者轉化為既得利益者,誰也不會相信他要顛覆幫他發財致富的那個黨與政權。所以,在蓉城的編委多數認為李王二人小題大做、以珠彈雀。但是,李王這二員左將還是嗅出了劉雲山等意識形態當權派的意圖。經二十多天紛爭,他倆力排眾議向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呈繳了檢查報告,於是便發生了本文開端的以80頁新印本回收126頁「錯印」本的鬧劇。然而,效果卻十分差勁,126頁的「錯印本」衹回收了十本,另外1990本仍然在外界流傳,回收率是0.5%。
   這一起《當代史資料》回收事件,使我回憶起二十五年前的一宗類似事件。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去深圳公幹,在新華書店見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印行的上下冊《戒嚴一日》堆積如山,便順手買了一套。這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徴文辦公室編纂的,它匯集了「參加北京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武警、公安幹警親身鬥爭經歷與所見所聞所感」的文章106篇。由於編印倉猝(也可能是軍內有人同情學運,畢竟軍人都來自民間),幾乎每一篇都留下屠殺的痕跡。例如陸軍二六八醫院政工幹部王紅雲中校在〈特殊的政治〉一文中透露:「一位工作人員走進來神秘地告訴我:那輛坦克車被燒,是因為它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軋死了人,裝甲車的履帶上沾滿了血和肉……」。副師長佟喜剛因傷住進王府井一家醫院後,兩位穿白大褂的醫生質問他:「你是哪支部隊的?是不是第一個開進天安門的那輛裝甲車中被打的大校?你們軋死多少群眾?是誰把你弄到這兒來的?」窗外響徹群眾的呼聲:「把那個大校交出來,我們要報仇!」病房內有人勸他:「你這麼大的官,不應該為偽政府賣命,他們就要垮台了,你乾脆學楊虎城張學良,搞兵變,當一個民族英雄。」他在睡夢中被驚醒,見一位年輕醫生抓住他的胳膊說:「你是官,打死群眾,你要負責,幾萬名群眾死在你們手裡,你要償命!」醫生又大聲宣佈:「從明天早上起一律戴上黑紗,你要向被打死的群眾表示哀悼,如果不戴就甭想活著出去!」這套奇書還有許多港台報章所見不到的秘聞,例如:五十四軍副政委張堃於六月三日深夜失蹤,引起中共中央軍委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震驚,連「美國之音」都播出了這位少將失蹤的消息。他是率部徒步向天安門開進時,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被人群衝散的。他被打昏後由一名女工揹到急救中心。群眾聞訊包圍了醫院,揚言要縱火。四日凌晨四點多,五十四軍軍長朱超親率三千荷槍實彈官兵包圍了急救中心,以兩個團的兵力把張堃救走。
   於是我就在本港一份暢銷雜誌寫了〈從《戒嚴一日》看六四真相〉,連載兩期,又很快被海外多份報刊轉載。文章發表後不久,《當代》週刊負責人打電話約我茶敘,說有兩位旅美華僑專程飛港要向我請教。我按時赴約,見到友人夫妻帶了兩位操山東口音的身高一米八五壯漢。他倆說了些久仰之類的恭維話,便談及我寫的《戒嚴一日》書介,說寫得很好,他們想閱讀原文,我不加思索就回家取了那套書交付。那兩位高佬拍胸脯說影印一份立刻歸還。叵料,半年後音訊杳然,我打電話給《當代》的老友,他說,那兩位「讀者」素不相識,也沒留下電話地址,我這才悟出上了大當,那兩位山東大漢也許是軍方特遣來港「回收散失在境外的禁書」的。事緣文章發表後,香港與深圳的書店都把此書下架了,翌年十一月,當局推出一本《戒嚴一日》精選本,從九百多頁驟減至485頁,所有拙文所提到的敏感內容都被刪除了。然而,抽刀斷水不更流,拙文引起海外許多讀者的熱烈反應。
   如今在互聯網上可以查到,評論《戒嚴一日》的文章有吳仁華等幾十篇,還有多個網站把兩巨冊全部上載了。又過了幾年,有個戒嚴部隊少校退伍後赴澳洲留學,他憑藉良知良能,寫下了六‧四在天安門廣場「平暴」的親歷記,為海內外讀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證據,日後這一類的例子又湧現了幾個。
   古籍《國語‧周語上》有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是說:阻止人民批評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還要嚴重。不讓人民說話,必有大害。這段話是針對周厲王而寫的,他禁止國人批評國政,人民忍無可忍,奮起暴動,圍攻王宮,厲王逃到彘(今山西霍縣),落寞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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