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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評中共對知識分子和小崗村的講話
伍凡評論第494期 評中共對知識分子和小崗村的講話
2016-05-01
各位聽眾好，現在是《伍凡評論》第494期，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評中共對知識分子和小崗村的講話。
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再次出籠
早晨看到一則新聞報導，關於4月26號習近平在安徽合肥主持召開知識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並發表講話。他說：對知識分子的批評要多包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習近平還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看到這個新聞報導，使我立刻回憶到54年前，1962年，在安徽師範大學大禮堂，聽傳達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文件報告的場景。宣讀文件的主持人一再宣讀文件中對知識分子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段落，令我至今記憶猶新、難以忘懷。事實上，這個「三不政策」是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團結、利用、改造」政策中的一個策略。
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大學，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師生們以將信將疑、小心翼翼的心態，來面對「三不政策」。之後，在每週的政治學習會議上，有的老師和學生對中共中央的政策，表達感恩之意，而這正是系黨總支書記和政治輔導員們所需要上報的師生政治思想材料，也是中共中央需要掌握的全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的材料。
「三不政策」出爐的背景
在這裡我要回顧、闡述「三不政策」出爐的背景。60年前，中共控制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全部生活資料，包括工資、戶口、口糧和住房，以及個人婚姻的審批權。所以，毛澤東在1957年，可以毫無顧忌的發動反右派運動，引蛇出洞，打擊右派份子。但是，至1958年開始，經過人民公社、大躍進和三面紅旗，對中國經濟嚴重破壞之後，有4,000萬農村人口餓死，再加上中蘇關係惡化。這一切，都引發了中共高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毛澤東被迫退到第二線，交出國家主席位置給劉少奇。
這個時候，中共政權力量大為削弱，為了應對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的壓力，在國內需要尋找政治同盟軍。在這種內外交困的背景下，中共調整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將知識分子從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地位上升到了工人階級一份子的國家領導階級的地位，這是中共為保持政權的、騙人的權宜之計。
兩年之後，到了1964年，中共政權經濟有所好轉，毛澤東開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四清運動削弱了劉少奇的勢力。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也僅僅執行了兩年。四清運動的時候，這個「三不政策」被收回到中共的武器庫裡了。
1966年開始長達10年的血腥的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又從工人階級的一份子被打成「臭老九」、被打到了社會底層，成了中共政權的鎮壓對象。
我個人的經歷，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經歷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9年冬平反，返回安徽師範大學，親身經歷了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過程。
「三不政策」现在再次出籠証明中共政權又面臨了巨大困難
現在重新拾起53年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對待中國知識分子的政策，又把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從中共的武器庫裡拿了出來，這可以說明三個問題。其一，中共政權又面臨了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的巨大困難，甚至超過1962年代的困境。
其二，習近平在中共高層鬥爭中缺乏政治盟友，現在繼續尋找政治盟友，在被打壓的知識分子中尋找政治盟友，這是政治鬥爭中的權宜之計，中共在結交政治盟友中，永遠是處於領導地位，並且隨時可以終結聯盟，拋棄盟友。其三，習近平治理中國幾乎完全沒有新思路，完全照搬50年前毛澤東的老思路。
中共多年不提階級意識形態，4月26日，習近平突然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與1962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文件中的說法完全一致。突然把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到國家領導階級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是口頭賦予的、是人為的提拔，毫無實際意義，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口頭送給的，隨時可以收回去。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地位和處境己有巨大的改變
而事實上，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地位和處境，與60年前的知識分子的地位和處境有巨大的不同，中共已經不可能在生活資料如工資、戶口、口糧、住房及婚姻審批權上完全掌控知識分子的命運了。
自從中國有了民營經濟，近30年的發展，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自己掌握人生的命運了，可以相當程度上擺脫中共政權的擺布和控制，並且其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已成了企業家或科學家，當他們不能忍受中共的壓迫和控制，他們會移民到外國生活。
中國社會和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也增加了不少西方先進思想，幾乎完全擺脫了共產主義的影響，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接受了基督教，這正是習近平非常在意和擔心的事態的發展，長此以往，必將影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4月26日習近平要對知識分子專門講「三不政策」的重要原因。
習近平上台三年以來，大肆打壓知識分子
但是，習近平上台三年以來，對知識分子大打肆壓，抓大V、逮捕新聞記者、人權律師、基督教牧師以及人權活動家和異議人士。中共高層下達的所謂「七不准講」的祕密命令，禁止中國媒體和學校教師宣講七個話題，也就是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中共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這七個方面通通不准講。
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何必還外加「三不政策」呢？
在上述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狀態絲毫沒有改變的局勢下，習近平幾句三不政策的講話，知識分子就會信任中共嗎？這實在是異想天開的癡人說夢話罷了。其實中國百姓包括知識分子的要求，是中共當局應該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不必要對知識分子另外開闢特殊的優待「三不政策」，這完全是多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既然《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何必還外加三不政策呢？
習近平應立即釋放高智晟等人以證明對知識分子的真誠善意
在此我特別建議習近平先生，為了證明你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誠善意，請立即釋放高智晟、郭飛熊、王炳章、彭明，釋放「709」大拘捕事件中，被拘捕的144位維權律師及人士，以及讓高瑜女士出國治病，我深信中國知識分子們正在拭目以待習近平下一步的行動。
小崗村當年簽「大包干」契約是為偷着種糧食養活自己
下面我要順便講一講關於習近平到小崗村的考查。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4月25 日前往安徽滁州鳳陽縣小崗村考查，他去了1978年小崗村18戶農民按紅手印、簽生死狀的院落，重溫當年簽「大包干」契約的情景，所謂大包干就是後來一直在中國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村民當年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的嘗試，成為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標誌。
40年前，毛澤東去見了馬克思，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停止了，經歷了長達10年文化大革命的百般摧殘折磨之後，仍然活著的中國人，終於能喘一口氣了，要開始過人類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在安徽農村的貧苦農民守著土地，卻不准種糧食養活自己。
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暗地裡按紅手印，簽生死狀，按「大包干」的方式，偷偷種糧食養活自己，後來這個「大包干」的方式被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發現，上報鄧小平，終於獲得欽准，作為農村改革的模式，這由農民冒生命危險創出的「大包干」模式，被中共當局當作改革開放的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充滿了改革的期望和社會輿論的氣氛，知識分子普遍關心國家大事，勇于暢所欲言，並且中共高層也一改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採用集體領導體制，但是現在這種期望改革的社會風氣和輿論正在逐漸削弱。
3年前習近平上任中共總書記，首先朝拜改革開放勝地深圳，誓言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那個時候人們寄予厚望，但是3年後的今天，凡是中共社會各個方面，無論是政治、經濟、金融、生態環保、人權和宗教等各個領域都在倒退，毫無改革可言。現在習近平身負黨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和總司令，還兼任7個中央小組組長的頭銜，被稱之為「全面主席」。
習近平應該對中國社會的改革停止和倒退現狀承擔全面的責任
既然如此，習近平應該對中國社會的現狀承擔全面的責任。現在中共高層的領導體制又朝著毛澤東專制獨裁體制的方向，習近平朝拜深圳之後，連續朝拜了井崗山、延安和西柏坡，朝拜深圳時揚言要繼續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而朝拜井崗山、延安和西柏坡這意謂著要走毛澤東專制獨裁的道路。
現在中國社會的人權遭到了摧殘，宗教遭到破壞，輿論遭到封鎖，改革已經停止了。人們擔心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會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突然朝拜小崗村，農村改革的聖地，他要傳達什麼信息給人們呢？
我們看到現在習近平身陷中共高層你死我活鬥爭的漩渦中心，要他下臺的兩封公開信和巴拿馬文件使他灰頭土臉，難以招架。所有反腐運動的光彩都一掃而光，他害怕軍事政變隨時會發生，他感到不安全。戴了總司令的花冠，仍感到不足，還找兩件防風雨的外套，隨手牽來了小崗村的「大包干」這個金字招牌，和對知識分子的「三不政策」這個權宜之計。
習近平為什麼不堅持「改革60條」
我要問習近平，你身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為什麼不能堅持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為「改革60條」。其中特別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金融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兩個重點領域。近3年來卻毫無改革。
在我看來，此時習近平朝拜小崗村是到了被逼得無路可走的絕境了。小崗村是農村改革的金字招牌，現在再亮這塊招牌是向中國民眾表明要堅持農村改革，那麼是否要放棄「改革60條」呢？那麼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何在呢？是繼續在農村進行改革還是要在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和金融領域裡開始改革？
如果習近平被逼的重新開始政治改革，那也是一件好事．正如小崗村的「大包干」是被死活逼出來的，那我們看看習近平是否願意和是否有能耐跟攸關中國百姓的經濟、金融危機進行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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