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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作平:祖国的杂种

聂作平:祖国的杂种
   原文
   
   留洋学生
   

   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
   
   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作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
   
   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的沟回。
   
   少年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已:BOY。
   
   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门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出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
   
   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
   
   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启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它一部分上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
   
   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到如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
   
   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对他们的盛大欢迎。
   
   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种隔阂与猜忌的国家。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和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美丽却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
   
   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
   
   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留美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
   
   当这些孩子的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
   
   据容闳的侄儿、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晚年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功课,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包括了音乐、油画、拳击和军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校外的一个舞蹈学习班,在这个班里,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你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
   
   同样是这位梁敦彦,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的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中,以对俄国侵略野心的透彻分析而轰动一时,当地报纸专门为此作 过报道。梁敦彦演讲的时间是1876年,斯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对梁敦彦演讲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说完全茫然无知。
   
   就在梁敦彦慷慨发表演说的同一年,李圭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会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对此,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详细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对留美幼童的赞赏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
   
   1881年8月21日,美国各界为即将离别的幼童们在避难山教堂举办了一台晚会。幼童吴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玛丽·巴特利特在晚会上给吴的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这个美国妇女认为: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
   
   也许正是十年美国生活深植于心,当幼童们奉命回国之际,容闳的另一个侄子容揆选择了以逃跑的方式永远留在美国。在他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除了回国旅行过半年外,其它时间都居住在美国。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种毅然绝然的方式与他的祖国划清界限:他有七个孩子,他没有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汉语。
   
   容揆不合情理的举动,窃以为或许和他的同学们回到祖国后所遭受的冷遇与屈辱有关。幼童们在美的十年生活,变化何其深刻广大。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
   
   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全体急召回国,就在于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
   
   因此,当幼童们一旦被强行中止学业,立即动身回国,就注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体,甚至,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祖国的杂种。或者,祖国和他们的关系,套用奈保尔的话来说,“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
   
   对此,有着先见之明的《纽约时报》早就断言过幼童们回国后将面临的尴尬: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果然,当幼童们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
   
   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扑面而来的祖国,却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当幼童们在上海登上祖国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尤其令他们意外和伤心的是:“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
   
   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甚至也没有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亲友压根儿就没被告知,幼童们业已远行归来。惟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
   
   这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漫长道路上时,幼童们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头,都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
   
   独轮车通过法租界时,有些车辆没有通行证,幼童们不得不下车自扛行李,徒步经过。幼童之一的黄开甲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产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更令幼童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的祖国竟然把他们当作了囚犯。他们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
   
   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壁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黄开甲认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监狱,也要比这所书院整洁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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