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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义的见证:文革前十七年,可謂暗無天日!

鄭義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討會上的兩次發言


    2016-05-17 06:24:36
   
    5月13、14兩日,魏京生基金會在華盛頓D.C.召開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討會”。會上我作了兩個發言,合併起來,稍加整理,權作我紀念文革50周年的一點意見。在會上,我環顧左右,發現自己竟然成為會議上年歲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顧某事50周年”這句話不那麼容易說——人的壽數有限。能清醒地回顧50年前發生的文革更不容易:歲數太小的當年不明世事,太大的現在已經老去,且當年被束縛在“單位”裡,對全局不甚了然。而我,當年剛剛高中畢業,文革中歷見豐富,又恰是19、20、21歲。(有人插話:到底是多少歲?眾哄堂大笑。我解釋道:我所謂的文革,即與中共歷次運動有明顯差別的文革,僅僅是兩年多,跨三個年頭。)我還能回顧文革60周年嗎?最好不作此想,把現在想明白的話趕緊說了,盡到一個親歷者的責任。
   

    兩天的會議,最大心得是:許多圍繞文革的爭議,一是缺乏對歷史的描述性了解,論者多囿於個人境遇;二是同一詞彙,各有所指,其實是名實之辯。我下面整理的發言,盡可能列舉事實,少作闡發。

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

   
    八九民運失敗後,我挑着木匠工具箱、背着破被卷走向民間,流浪並秘密寫作。這對我不算太難,本來就是從鄉村、礦山走出來的。於當年底完成一部自傳《歷史的一部分》。寫的都是真話,是可以作為遺言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遲至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全紅總”。它的全稱記不清了,大約是“全國紅色造反總團”。這個依托於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政治要求的先聲。當這個組織剛剛開始展開全國性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布“全紅總”為“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織。這大約是文革之中欽定的第一個“反動組織”。(目前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閱,在核實之前,“大約”二字暫時保留。)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視“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
   
    逃亡到美國後,了解到“全紅總”歷史,證實了我當年的觀察和估計。需要糾正的是,“全紅總”佔領、取代了全國總工會,而不是“依托於全國總工會”,全稱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魏京生插話:我知道,是全國總工會裡的造反派搞的。我答話:發起者不是總工會的。“全紅總”46名常委,絕大多數是外省工人。)
   
    “全紅總”成立於1966年11月初,不到一個月發展到18個省級分團。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全國性的自發的工人組織。其宗旨是改革合同工臨時工制度。成立後一個多月,召集北京分團5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然後包圍、進駐勞動部。其浩大聲勢驚動了中共上層,第二天(12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緊急接见,想了解並加以控制。在這個接見會上,“全红總”的代表們憤怒控訴:現行臨時合同工制度,把幾千萬工人的政治權利完全剝奪了。他們所列舉的十七年來工人們受壓迫、受剝削、受歧視的大量事例,使這些中共大員受到震動,有些人大會堂的招待員被感動得痛哭。
   
    再一日,12月27日進駐全國總工會,完全取代了官辦工會,直到被鎮壓。
   
    這個迅速崛起的工人組織有何進一步設想呢?——預定在運動後期(當時一般估計為1967年底)將“全紅總”辦為獨立於官方工會的常設工會,暫定名為“全國勞動者聯合會”。最樂觀的計劃是1967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壞的設想是,如一旦遭到公開鎮壓即轉入地下,在雲、貴、川三省擇地建立基地。
   
    中共高層迅速警覺。元月19日,周恩來辦公室電話通知,稱周不允許有全國性組織,並聲色俱厲地下達指示:“地方組織可以奪地方上的權,你們全國性的組織是不是要奪中央的權?中央擬在最近就要下達撤銷全國性組織的文件,希望你們自己主動撤銷,帶頭遵守中央的指示。”
   好不容易組織起來的工人們拒不服從,三天後,“全紅總”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主要口號有:“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飯,要生產!”“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全紅總是革命群眾組織!”
   
    遊行示威之後,“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召開緊急會議,看清楚擺在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主動撤掉組織,逃回家鄉尋求安全,但難保當局不會秋後算賬。二是硬頂下去,就要作好坐牢殺頭的準備。這樣幹一下,就是失敗了,也可以喚起廣大工人的覺醒。何去何從,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55比1。出席會議的56名總部委員中55名選擇堅持下去,選擇撤銷解散的僅有1人。
   最後的結局:
   
    全國各地各級“全紅總”負責人大都被捕。總部工人領袖分別被判刑20年(靈魂人物貴州青年工人方圓)、兩人15年、10年、兩人7年、一人5年。
   
    半個世紀過去,再來談全紅總,我們很難指斥他們是“奉旨造反”、“跪着造反”,不是純粹的民主運動。我們也很難說他們不是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被鎮壓13年之後,1980年,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非共產黨控制的自由工會——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再經過為時不短的9年鬥爭,推動實現半自由的選舉,結束了波蘭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選舉日恰好是中國新一輪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河南大造反派黨言川

   
    “全紅總”主要領袖、貴州臨時工方圓扯旗造反時年僅18歲。河南大造反派黨言川二十出頭,比方圓稍大,但扯旗造反要比“全紅總”早3個月,在《紅旗》雜誌10月社論之前。早這3個月,就更與“跪著造反”少了干係。1966年8月是什麼日子?那是“紅色恐怖萬歲”的“紅八月”!正當北京在權貴紅衛兵制造的大屠殺大恐怖中顫栗時,河南省卻冒出一個震動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組織——“鄭大聯委”。它的靈魂人物,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學生黨言川。同“全紅總”一樣,這個學生組織,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崛起。剛成立13天,1966年9月3日,便發出一份《火急呼籲書》,稱:“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心有靈犀一點通。河南人無須猜測,就明晰所謂“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即“信陽事件”等慘絕人寰的大規模餓死人慘案。第二天,9 月4日,成立“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捉拿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大饑荒制造者吳芝圃。再一日,9月5日,“鄭大聯委”策劃組織了“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參加者有來自全省各大城市的5萬多人。在這個大規模自由集會上,黨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戰友們毫不含糊地開始追究餓死三分之一百姓的“信陽事件”。黨言川、“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大饑謹罪行,大獲人心。也正因此,河南造反派迅速壯大,從少數派變成了多數派,並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軸。有人說,文革時期的中國人整個是瘋的,“造反”二字之前,必須加上一個限制詞,叫“奉旨”造反。什麽造反派,不就是毛澤東的一群狗嗎!真是這樣嗎?請看一看河南。在1966年8月那種紅色恐怖的時刻,河南人民借着“造反有理”的聖旨,趁機造反了!他們清算吳芝圃們,而吳芝圃們背後站的是毛澤東。他們當然就不會有好下場了。幾個月後,軍隊介入,扶植保共派,摧垮造反派,黨言川鋃鐺入獄。軍方鐵腕鎮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簡而言之,當時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約占半數以上。
   
    發言時間有限,黨言川的故事不能多談了。10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比較詳細,題目是《大造反派黨言川——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40周年》。信陽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也是餓死人最多的地區之一。1960年底,李先念和陶鑄率工作組到信陽調查,五個月後,陶鑄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河南全省餓死人的情況也來不及細談了。簡略地說,比如1959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只有281億斤,吳芝圃們竟上報為702億斤。這顆“衛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獄!兩個數字往那兒一擺,餓死幾百萬黎民百姓的慘劇已勢難挽回。作家白樺是河南人氏,後來回老家息縣一帶作了些初步調查:息縣639個村莊死絕。鄰近的固始縣,400個村莊死絕。
   
    什麽是文革?什麽是文革前17年?這基本上是由掌握話語權的人們所塑型的。首先是控制一切思想言論的“黨”,以及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幹部(中共官吏),還有慘遭迫害的知識分子、社會名流。在他們眼中,文革確實應該“徹底否定”。此乃經歷所造成,可以理解。我的經歷複雜一些,除了遭受凌辱、毒打,還鼓起勇氣反了一反。除北京,我還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四川、貴州、廣西文革,比蹲監獄、住牛棚的人多了一點見識。上帝讓我當年經見如許,就是要讓我將來作證,特別是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那些死去的和卑微的人作證。青年時代,我曾有10年歲月是同農民、工人、流浪漢每日廝混在一起的。這奠定了我終身的感情傾向。我不是民粹主義者,不喜歡農民起義,只是想為他們也說幾句話。據我觀察與思考,文革的核心問題、起因或樞紐,泰半在於“大躍進”時期的人為大饑饉。共產黨上層的分裂、毛劉之間的權爭、民眾對共產黨的仇恨,就是活活餓死了這幾千萬人。在我所到省份,在激烈的文革爭鬥後面,都可以看到大饑荒的悲慘背景,幾乎無一例外。
   
    要講的話很多,今天的時間不夠了,謝謝黃慈平主席給我寬限!
    (魏京生插話:今兒下午時間寬裕,你接着說。黃慈平出去接電話去了。)

全國公安大躍進

   
    於是我多講了幾句——
   
    1958年1月1日,毛公開提出“大躍進”。大家都知道這個“大躍進”,但相信太多的人不知道“公安大躍進”。同樣在1958年初,公安部聞風而動,立即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這一迅速實現“人間天國”的宏偉計劃,毛親自審閱後下發。實際上,這是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大躍進”順利實行。已經是“夜不閉戶”“海內昇平”了,地方公安部門還覺得不夠,甚至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口號:要把整個社會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一塵不染、晶瑩透明。有老公安說,這麼搞,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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