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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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


   
   
   
   今年一月,西藏小商人扎西文色因为提倡保护藏语,遭到中共当局关押。扎西文色主张:学校应推行真正的双语教育,让藏族儿童精通母语。他的呼声和遭遇,反映如下事实:从2002年起,中共规定,在藏区,所有课程用汉语教学,藏语仅仅成为众多课程中的一门,地位等同于外语。藏人在自己的祖国变成外国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新疆。今年,由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维吾尔语文课本,删除了全部经典维吾尔文学及其现代文学部分,维吾尔作家的作品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的古汉语作品和现代汉人作家的文章。维吾尔人感到,这是对维吾尔文化的釜底抽薪,刻意让维吾尔人后代汉化,丧失对自己祖宗文化、历史、文学的认知和传承。
   
   显然,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是文化灭绝政策。文化灭绝,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中共建政后,把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称为“自治区”。然而,从区、市、县到基层,一律由汉人担任第一把手,藏人或维族人至多只能担任第二把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地民族完全没有自治可言。没有藏人治藏,没有维人治疆,只有汉人治藏、汉人治疆。没有民族平等可言,只有政治上的歧视。政治上的歧视,就是最大意义上的种族歧视。
   
   中共的民族政策,自称“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就是剥夺与镇压,剥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传统,镇压少数民族,压制他们的任何权利诉求。软的一手,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每次所谓“西藏工作会议”、“新疆工作会议”,谈的都是经济,用经济议题全盘代替政治、社会、文化等议题。以为“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说穿了,就是拿金钱收买人心,“穷得只剩下钱
   ”。
   
   然而,西藏和新疆的现实却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官民贫富悬殊,汉藏贫富悬殊,汉维贫富悬殊。这是中共资源掠夺和民族剥削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共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的直接后果。
   
   政治歧视,文化灭绝,经济剥削,就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要素。北京统治者自以为,他们的这一套政策很成功。然而,少数民族的深层愤怒和持久反抗,却给了北京统治者相反的答案。经济剥削,滋生民族不满;文化灭绝,激化种族矛盾;政治歧视,引发民族反抗。
   
   藏人抗争不止,近些年更是以自焚形式,惨烈抗争。144名藏人自焚,创下人类历史的纪录,标志着中共在西藏统治的失败。在新疆,维吾尔人更是以武装自卫的方式,回击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每年,甚至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维吾尔人与中共军警的暴力冲突事件,死伤难以计数。这也证明,中共在新疆统治的失败。
   
   今年,流亡藏人社会再次举行了民主选举。盘踞北京的中共腐败集团,对藏人的民主选举竭尽诋毁。竞选中不同立场的表述,被中共夸大成内斗和分裂;不赞同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而主张藏独的,反而被中共说成是反对达赖喇嘛“藏独”路线。中共出于对内宣传的需要,一直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扭曲为“藏独”路线。
   
   中共对藏人民主选举的诋毁,出于对民主价值的直接敌视,也出于对其独裁统治的间接辩护。中共刻意忽视的是,流亡藏人的思想与情绪变化。随着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藏人忧虑尊者的身后事、关切西藏的未来。由此出现不同主张,探索不同道路,实属正常。北京统治者应该从中感受到危机,而不是踌躇自满。
   
   中共一直拒绝“中间道路”,也拒绝达赖喇嘛。这是典型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潜台词是:我是强权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在这种强权心态和流氓心态的双重支配下,中南海自我膨胀、不可一世,极其短视而缺乏远见。
   
   须知,强权如秦朝,历十五年而崩溃;强权如唐朝,历三百年而寿终;强权如清朝,历二百六十七年而谢幕。建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红色强权,到底又能持续多久?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红朝灭亡之日,藏民族还活着,藏民族的未来寿命,将远远超过中共的寿限。境内外藏人,一定能够见证中共的覆亡。
   
   北京统治者在等待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以为,尊者圆寂之后,中南海钦定一个假的“达赖喇嘛”,由中南海操控为傀儡,藏区就大局底定,北京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其实,那时,北京将面对至少三种尴尬情形:
   
   情形之一:十四世达赖喇嘛选定十五世达赖喇嘛,中共却指定一个假的“十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对抗,继上演转世班禅喇嘛的双胞戏之后,又上演转世达赖喇嘛的双胞戏。但,正如中共钦定的转世“班禅喇嘛”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一样,中共钦定的转世“达赖喇嘛”也同样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情形之二:十四世达赖喇嘛终止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中共仍指定一个“十五世达赖喇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强行指定,更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情形之三:中南海无法防范,无论是中共指定的转世“班禅喇嘛”还是中共指定的转世“达赖喇嘛”,有朝一日,可能觉醒,宣布脱离中共控制而回归藏人文化。那时候,北京机关算尽,不过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中共高官朱维群宣称:履行“历史定制”,诸如批准寻访转世灵童、批准实行金瓶掣签、批准灵童坐床,权力都在中央。这个“中央”二字,历史上,要么出自蒙古,要么出自满清。
   
   而那恰恰是中华民族亡国的记忆。朱维群等人,以蒙古国和满清国的政权为“中央”,是典型的亡国奴心态、汉奸心态。认蒙古汗王和满清皇帝为自己的祖宗,数典忘祖、卖主求荣,可以想象,如果二战时日本占领中国成功,朱维群一定会认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为祖宗。
   
   这个朱维群,最近被揭发出靠贩卖活佛指标敛财,尽管他矢口否认,并恼羞成怒,但朱维群却无法解释他与假活佛吴达镕(化名白马奥色)的关系,也无法解释这个自称“法王”的假活佛为演员张铁林上演的“坐床”、加封“活佛”的闹剧,是否得到了朱维群的“加持”?
   
   历史上,藏蒙、藏满先后建立供施关系:西藏法王为蒙古汗王或满清皇帝的精神导师,蒙古汗王或满清皇帝则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护者。而历代中国政权、汉人政权,包括夹在元朝(蒙古政权)和清朝(满清政权)之间的明朝(中国政权),与西藏之间,都从未建立类似的供施关系。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之间,更绝无供施关系可言。
   
   需要指出的是,达赖喇嘛的尊号,来自于蒙古汗王的赠予。那是1578年,蒙古俺答汗首赠此尊号于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那时,蒙古与中国无关,中国进入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满清与西藏结成供施关系,是在1639年,那时,中国仍处在明朝末期。5年后,1644年,中国明朝为满清所灭。
   
   如果说,蒙古汗王和满清皇帝曾介入达赖喇嘛转世事务,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成分,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作为无神论者的中共领导人,却与宗教信仰格格不入,而且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的最大破坏者。如果由无神论的中共领导人来确认转世达赖喇嘛,不仅毫无法理逻辑,而且是对藏传佛教的最大亵渎。
   
   冷血无情的中共当局,对144名藏人的自焚抗议,毫不动心。提到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中共官员,如朱维群等人,除了开口辱骂、谩骂、咒骂,根本讲不出任何道理,他们根本不会讲人话。我说过,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共统治者相比,是神与魔的对照;藏人与中共官员相比,是人与鬼的对照。
   
   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权,正在遭遇一系列失败。在台湾,经过民主大选,产生了新的总统和国会,随着台湾政局的变迁,台湾正远离共产中国而去。在香港,港人主人意识觉醒,坚信普世价值,唾弃北京的独裁高压,开始毅然追求香港独立。在新疆,维吾尔人继续英勇抗争,以牙还牙,让中共军警坐立不安、日夜恐惧。
   
   这一切表明,无论镇压、还是收买,中共的民族政策,包括其港台政策,全盘失败。独裁与腐败的“中国模式”,走不出中国内地,走不到西藏、新疆,更走不到香港、台湾。如果开放互联网,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中国模式”,甚至走不出中南海的红墙。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无非是自说自话,一出红墙,就“见光死”。
   
   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源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得人心。中国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中共占领了土地,却无法占领人心。中共在形式上控制了西藏和新疆,却从未赢得那里的人心。可以说,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统治,是空洞而无效的统治。
   
   迄今,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仍是凝聚海内外藏人的最大共识。“中间道路”的内涵是,西藏留在中国版土内,惟落实中国宪法里规定的真正自治,尽可能保存、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传统。
   
   如果能接受达赖喇嘛,接受尊者的“中间道路”,中南海大可以从失人心变为得人心,有利于汉藏和睦、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但中共领导人,头脑僵化,思维极左,不会变通,失去了以变求通的能力。只会“以不变应万变”。
   
   按照文革后八十年代的标准,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太左了;他们的语言,左得过头了。那么,为什么,他们却仍在党内有市场?
   
   其实,这种僵化与左倾,除了思想问题,也与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1992年,名义上退休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时,邓说这句话,表达对主政的江泽民、李鹏等人的不满。但邓死后,中共领导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左。江泽民以左闻名,但胡锦涛接任后,似乎表现更左,到了习近平,表现更是左的离谱。
   
   这要从八十年代说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主张政改、支持民主化,受到党内保守派的群起围攻,遭政治老人罢黜,先后黯然下台。胡耀邦心情压抑,突发心脏病而早逝。赵紫阳则在无情的软禁中度过十六年惨淡余生。胡、赵的命运和结局,震慑了后来继任的中共领导人。改革派销声匿迹,保守派翻身成为党内主流派。
   
   于是,在党内抓权,需要比赛左,谁左,谁就能得势,因为,越左,越证明他维护党的既得利益,越能得到官员、党员的拥护。这是中共的“挣表现”文化,更是黑社会原理:谁对外越是凶狠,越是杀人越货,谁就越在黑社会里有地位。越是能恐吓外面的人,就越是能恐吓自己人。中共党内生态,等同黑社会生态,个个比凶斗狠。
   
   从思想上而言,胡锦涛未必比江泽民更左,但因江泽民垂帘听政,胡锦涛权力遭架空,更遭军头和政法王左右监控,无论胡锦涛本身有多左,都不得不表现出更左,更维护“党的利益”,他需要在政治老人面前挣表现,否则,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都难以保住。同理,从思想上而言,习近平未必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左,但他必须表现得比他们更左,至少要为他名为反腐打虎、实为抓权固权的政治动作做掩护。习近平在全党面前挣表现,其潜台词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党、救党、维护党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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