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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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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为『文革』爆发五十年而作


   本文刊香港《前哨》月刊2016-5

严家祺


   【说明】本文贴了两次,由于照片无法缩小,非常大的照片使本文无法阅读,所以仅仅保留一张照片。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七年,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科学院有许多学部,除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外,还有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图】1966年7月学部文化大革命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一九六六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二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毛泽东,也可能是康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後,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後,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後,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後,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 。六四大会後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後,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 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後、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後,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付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郦家驹,这个郦家驹就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付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付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没有勇气。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付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付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付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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