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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网上文章:祖国啊,这不是局部腐败,是整体腐烂!


祖国啊,这不是局部腐败,是整体腐烂!


   
   
   原标题:祖国啊,这不是腐败,是腐烂!

   
   
   【按】推荐网上一篇好文。本人对标题做了一点修改。未找到原作者是谁。另,原文有许多图片,因无法显示,从略。
   
   ——徐水良2016-4-15日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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