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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总结历史教训?

   

三评郭罗基先生的长文


   

徐水良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可是,有一些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却总是习惯于这样的格式:如果不向前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步子走小一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中途后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历史的大局,而是斤斤计较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问题和细节上。他们把自己谨小慎微的怯懦行为,说成是“改良”,其实真正的改良,如中国民运改良派推崇的日本的改良,决不是这样怯懦的行为。对辛亥革命和六四教训的总结,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把军阀混战及国共两党一党专制的过错,强加到辛亥革命头上,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军阀的混战,不会有一党专制。他们把中共大屠杀及其倒行逆施的责任,强加到八九民运头上;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改革开放就会顺利进行,就不会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赵紫阳下台及六四后的大倒退。如果八九民运中途后退,“见好就收”,也就不会有流血牺牲,八九民运就取得胜利。他们对历史教训的总结,都是逆向的,与真正的历史教训相反的,把头脑中空想的东西,当成事实。实际上,没有各种革命及人民运动的压力,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动前进。老百姓中途后退,反对统治者也决不会良心发现,停止镇压。即使以改良派一再推崇的日本来说,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完全反对中国民运改良派理论的。日本是用武力和战争来推动改良的。其间打过好几次仗,如果像中国民运改良派那样,反对一切暴力,反对夺取权力,那么,就根本不会有日本的改良。因此,日本的改良,其实远超过中国民运革命派主张的“革命”。日本的改良也确实被一些人称为革命。因此,改良派如果能仔细研究一下日本的历史,本应该比反对中国民运革命派更激烈地去反对日本的改良派。可惜他们不去研究,更不去认真了解日本改良使用暴力和战争的历史,而是一见“改良”两字,就欣喜若狂,盲目赞扬。连称赞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否定他们自己理论这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之所以取得进步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盟军的武装力量,以暴力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为日本带去了西方民主。日本的进步,是改良时的战争和二次大战的战争两种战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再回到辛亥革命和六四,它们真正的,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辛亥革命的教训,恰恰是被改良派大加赞扬的换剧本,不换演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盲目地认为,只要换了剧本,改了法律,制度,演员(老的官僚)不换也不紧。因此,他们拱手将权力让给了袁世凯,结果造成了袁世凯窃国和长期的军阀混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所警惕,并不愿意妥协,但他到南京夫子庙演说,是战是和,听取民众意见,而南京民风懦弱,台下异口同声地喊“和”,孙中山先生只好遵从民意。结果这个怯弱的“和”,让中国人民在以后的年月,大吃苦头。那些以为有了民国约法,大功告成,天真地主张换剧本,不换演员的改良派及具有改良思想的革命党人,对孙中山先生施加压力,要他将政权交给袁世凯,最后的结果,这些人,除了像改良派头子康有为那样,对袁世凯奉承拍马,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几个败类外,当然都是大吃袁世凯的苦头。准备在议会民主中大显身手的宋教仁等被袁世凯暗杀,章太炎等被袁世凯关押,等等。本来,革命军打下南京,孙中山接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军队人数不及满清皇朝,但士气高涨,思想及战术先进,战斗力颇强,军事形势并不差,再加全国老百姓支持,按世界上革命军以民主推翻专制时越战越强的规律,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辛亥革命事实上是被妥协和改良思想葬送的。为了避免一次打仗,换来的却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接连不断的长期混战。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是以俄为师,搬来苏联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与辛亥革命无关。
   
   此外,辛亥革命还有一大教训,这就是改良派的顽固人物,可能成为统治者的鹰犬。辛亥革命中,一些改良派人物,向清政府告密,带清军抓革命党人。以及改良派头子康有为成为袁世凯称帝的爪牙,都是例子。历史很可能会重演。
   
   讲到六四,我当时在监狱,看到八九民运不仅没有反对中共一党专制,而是打出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标语,更没有推翻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相反地,对方,中共,邓小平和李鹏等却是毫不妥协,)就知道八九民运必败无疑。因此,当我妻子五月初探监时,转告北京许良英先生传给我的话,说中共准备镇压,要我在狱中千万小心。我就把我的这个结论告诉她,要她转告外面朋友。许多在监狱外面的老民运朋友,之所以不得不与八九民运保持适当距离,原因也正是看到了八九民运这种幼稚性,软弱性,及它们必然会导致失败这种结果。而一些老民运朋友,如湖南张京生等几个朋友,看到了这种结果,仍然勇敢地介入。他们是为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尽最大努力推进中国民主运动,但他们的意见不为当时的学生所接受。后来,湖南几个朋友在天安门涂污毛泽东像,在北京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判长刑。
   
   因此,八九民运如果有什么教训的话,首先也就在于它的这种幼稚性。其次,是当时的赵紫阳先生及部分知识“精英”的软弱怯懦。没有这种软弱怯懦,六四的结局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例如赵紫阳像叶利钦一样,挺身而出,跑到街上挡坦克,宣布李鹏戒严为非法,号召全国军队和人民听从自己的命令,那么,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是中苏之间的鲜明对照,改良派却从来不敢对比一下,因为这一来就会暴露他们的怯弱及真正的原因之所在。事实上,叶利钦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具有传统合法性,而赵紫阳却具有传统上的几乎完全的合法性。讲究合法性的改良派却根本不敢真正利用合法性。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象征行动是跪,跪着请求李鹏接见。改良派反对一切站起来的努力,把这说成是教训。按他们的“教训”,中国民运只能成为永远跪着的软骨头。我们并不反对改良,但改良也要堂堂正正站起来,像日本的改良那样;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可行,而不是像中国民运的改良派那样,纯粹是自己头脑中的幻想。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2016/04/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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