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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摘录:关于儒学及其它

   
   
   通信摘录
   
             关于儒学及其它


   
          摘自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一信
   
   
   我以为,研究佛学,在哲学、逻辑、思想史,宗教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至于儒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其对社会、对人的影响,对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对人的思想,社会政治的影响等等。儒学本身,其实是一个以道德理论为中心的很保守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深度上,远不及佛、老等学派。因为其大谈伦理的理论与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密切,才为讲求实际,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所普遍关注。我看新儒学的著作。所谓新儒学大师,其智力水平及思想水平,我不敢恭维。其学说,多牵强附会。历史上的专门的儒学家们,也大多显得平庸。所以新儒学就其崇儒这一方面说来,并无多少可取之处。儒学作为一个专制主义学派,其专制性,虽然远不像法家那样残忍,残暴、反动、反人性,甚至惨无人道,也没有基督教等宗教专制那样残酷,当然更没有近现代的“主义”(思想)专制酷烈,但毕竟是一个专制主义学派,法家学派由于其反人道、反人性的残暴性,所以从韩非创立该一学派起,及到其随秦皇朝灭亡,而为人民起义消灭为止,不过存在了短短数十年时间。把韩非子之前的法术家称为法家,甚至把“废秦苛法”的刘邦,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都称为法家,乃是完全四人帮之流的胡说八道。秦皇朝为法家理论的实现提供了舞台,并以法家理论为基础而施行其暴政,秦皇朝是法家,专制的典型,但其结果,只是使中国人民,首先是农民与知识分子,认识了两者的反动性。从而揭竿而起,将其消灭。其中许多法家坏蛋如秦始皇、李斯、赵高等等,被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为中国人,其中首先是为中国农民,所切齿痛恨。只有在两千多年后,才有类似法家的坏蛋们,四人帮和毛泽东之流,上演了一场“评法批儒”的短暂的闹剧和丑剧,把臭名昭著的法家,重新捧上天。其中包括韩非、秦始皇、李斯等等。现在秦始皇等人似乎还有一点香气,其实,秦以后两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极个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外,他们在中国人,尤其在中国农民中,一直是很臭的。五、六十年代后忽然香起来,也不过香了很短的时间,今后将如过去的两千年一样,仍然是很臭的。农民之所以最痛恨他们,并且最先揭竿而起,乃是因农民受他们的害最深,特别是秦始皇隋炀帝那样的徭役制度,使农民深恶痛绝。
   
   类似法家的,是近代现代的“主义”(思想)专制,其代表性的“主义”专制,就是希特勒的民族(或译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习惯上所称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墨索尼里的专利。这种主义专制也因其残暴性,统治时间也难以久长。其中包括林彪、四人帮、波尔希特之类的法西斯主义,包括吴奈温之类的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各种法西斯主义往往冠上社会主义,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在七九年八零年的文章中就曾主张否定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宗教专制的残暴性小一些,所以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延续时间长一些,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长达数百年一千年。目前还有许多政教合一或规定国教的国家,还有以宗教教规治国的主张及实践,例如不少伊斯兰国家。连达赖喇嘛,似乎迄今尚未宣布奉行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则。
   
   而儒家学说以“礼”为核心,以“仁”为外衣(这是我七三年在批判当时的红人杨荣国时提过的看法,有关文章当时曾寄往中央一些报刊,底稿和副本后来被抄走或毁坏),具有比较温和的特点。因此,儒家专制延续时间长达二千多年,如果不是西方外界入侵,大约还会长期延续下去。然而,尽管由于其温和特点,短期内危害并不大,但长期积累,其危害性也并不比其它专制小。过去许多学者到处寻找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停滞不前的原因,却对明摆在眼前的一个根本原因视而不见。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儒学专制。这种视而不见的可笑现象,乃是因为这些学者的眼睛,往往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被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等谬论所蒙住了。其中有的人也可能不信马列主义,但却不知不觉接受经济决定论。当然也有的儒学家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这里需要看重指出的是,我们讲的是儒学专制,而不是简单的儒学本身。欧洲中世纪的停滞、黑暗、同样是由于宗教专制而不是宗教本身。奴隶社会末期的蛮族入侵,对欧洲的破坏则是大规模倒退,而不是恩格斯高度赞扬的进步,但这里指的是“停滞”问题。这里的专制,包括思想,政治等各方面专制。因为在自由社会中,各种意识包括学派,宗教、主义等等,可以自由存在和竞争,并不会造成停滞,只有思想专制,包括古代学派专制、宗教专制、主义专制,以及政治专制,才会造成停滞。
   
   新儒学赞扬儒学在东亚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实,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恰恰是在逐步破除儒学思想专制,以及逐步破除其政治专制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它有什么似乎有益的作用的话,好像只有一个,这就是推迟独立人格的形成及反专制主义思想的觉醒,从而推迟矛盾的爆发,使人际关系带有一种家长制色彩的和谐,使经济能在这种和谐外衣的保护下,去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从而得以较快发展。其典型是日本,包括日本企业内部的和谐及社会和谐。但正因为这种儒学及家长制传统,使日本国民创造性太少,在理论及科学上建树太少,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很不相称。这种和谐,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和谐,如果没有政治变革的适当超前,是不可能的。战后日本的政治变革适当超前,使日本得以保持社会稳定;而韩国的政治变革有点滞后,社会和谐就差一些。但韩国企业内部看来仍比较和谐。这种以牺性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由及人的某些方面本性的经济发展,是否值得,仍可怀疑。如日本人就常自我批评为经济动物。事实上,希特勒的专制统治也曾在经济上创造奇迹,专制主义往往能依靠牺牲人的利益的强制劳动等,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但随后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所以,作为专制主义学派,儒学从总体上是必须否定的,但一些具体有用的东西,却应该加以肯定。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像这类论述,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儒家的许多原则,其实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更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否定非阶级的人类共同的道德,这是完全错误的。而类似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类说法,更是荒谬之极,是把人类非本质的异化,阶级异化推作普遍规律,以人的非本质的阶级性否定人类本质的共性,从各方面,包括从道德方面分裂人类,挑动人类之间矛盾、仇恨和斗争的反动学说。
   
   信笔所指,写了以上这些,只是随便谈谈。我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形成的是以人和人们发展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对儒学只是顺便涉及。
   
   由于儒学,尤其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矛盾哲学,斗争哲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理论,以及以经济为中心(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金钱第一”,或“围着金钱转”)的理论体系及战略路线(或基本路线),造成了我们民族素质的低下及大滑坡。今后的中心,应该是人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提高民族素质。
(2016/04/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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