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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思和探索


   
            忧思和探索
   
             徐水良

   
   
            写在前面
   
   
   二十多年前,在理论学习和研究中,我初步形成了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基本构想,以后,一直渴望进一步深入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写出来。但接连不断的监狱生活,几乎完全剥夺了这种可能,结果,只留下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二年两个有关提纲和介绍,以及少数几篇文章。一九九一年五月再次刑满出狱后,又在不断的跟踪、盯梢和各种严密的监控下,不断地为生计奔波,又不断地由于当局干扰而失去工作。为了自由思想,为了对祖国、民族和人类的忧思,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空前沉重的代价。思想的禁锢,对自由思想的忧思和探索的权利的剥夺,则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回顾过去的岁月,这是怎样可怕的年代!及到目前,我的梦中,依然是无穷无尽的恐怖,依然是不断的监狱生活,无穷无尽,没有尽头,依然是不断的监控、盯梢,依然是无尽的苦难,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和对本人的检举揭发,这种恶梦,使人怎样躲避也无法摆脱,永远处于恐怖之中。也许只有离开国内环境,这种噩梦才会少一些,但我知道,它仍然将伴随我的一生。未来的人们将很难理解这可怖的一切,现在处在自由之中的人们,也很难理解处在专制暴政恐怖下的人民的思想和心理。
   
   然而,回顾过去,我并没有为过去遭到的苦难而后悔,并没有为当时义无反顾的选择感到遗憾,现在的中国,比四人帮、毛泽东“全面专政”的恐怖时期,已经大大地进步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又将比当今的中国大大地进步,未来的中国,必将建立在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进步的制度,而这种进步,必须以民运人士和其它有志人士努力奉献艰苦奋斗和无畏牺牲为代价。
   
   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当时我正上中学,席卷全国的公社化、大跃进、大办钢铁等等,伴随而来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漫天的假话,在事实上风调雨顺的年代中人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由此造成的空前的饥荒,以后几年中农村的普遍萧条和农民的苦难,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对人民的粗暴,以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做法(其实,同现在相比,当时的干部倒显得无比清廉了),空前的狂热,空前的谎言,空前的饥荒,空前的苦难,所有这一切,给我这个“根红苗正”、“世代贫农”出身的农家子弟,“三好学生”以极大的震惊和迷茫。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我曾经将自己的一些初步想法,对合作化、大跃进的不满意见写成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但临要发出时,又临场而怯,终于没有发出。
   
   一九六三年,我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以后,更是将业余时间主要用来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而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无非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套,在迷信迷漫和笼罩一切,思想受到空前禁锢的条件下,这种研究也只能变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准对它们有半点怀疑。
   
   随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更加空前地加剧了我的迷茫和混乱,于是我更加发愤地进行学习。一九六八年我分配到南京制药厂。正像当时制药厂党委在一九七零年以后一次次大会批判我时说得那样:“上班看书、下班看书、吃饭看书、走路看书、睡觉看书……,”看书学习成为我的主要罪状之一,又如江苏理论权威陈绍辉批判我的那样“别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而徐水良狂妄之极,竟然要研究。”由于这种不讨人喜欢的钻牛角尖钻到底的牛劲,终于初步搞清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总体结构。我发现,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异常广阔的领域,决不是当时普遍宣传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不是这三个部分所能涵盖得了的。相反,这三个组成部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个领域。由于这种牛劲,几十、上百遍地钻研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令人费解之处,终于逐步发现其谬误。与当初“学习”的初衷相反,我终于逐步踏上的批判毛泽东——斯大林——列宁的道路,到九十年代初,又最后从根本上全面批判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这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我曾和有的朋友开玩笑:“南京有个老干部说,胡子越大,水平越高,胡子越小,水平越低,没有胡子,没有水平。很形象。打个比喻:马克思是博士、恩格斯相当于硕士、大学毕业空缺、列宁是高中毕业,斯大林初中毕业、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就可以排到小学毕业。”一代不如一代,这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封闭性学说的必然道路。七九年,我在一篇文章的修改稿中指出,毛泽东把斯大林的错误推向极端,波尔布特则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也正是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的继续。当然现在还有大捧理论上的文盲(理论盲)和半文盲(半理论盲),大捧没有理论的“理论”,把少许实用主义吹到天上的情况,当然更是等而下之了。我的否定道路之所以走了与历史相反的过程,从毛泽东开始最后到马克思原因也正在这里,理论水平越低,错误越明显,当然越容易识别。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二千多年。不过,这期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理论思维和理论研究的困难,也不在其它,而是在于突破自己头脑中对他们的迷信和崇拜,在于解放自己的思想。
   
   不过,话还要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政府错误结合起来,造成人类历史的大曲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仅仅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思想史的作用而言,它本应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因为一种理论在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相同,它在思想史上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的深度及相应的广度,一种理论无论怎样正确,但如果没有深度,到处重复1+1=2这样人们早已知道的简单知识,那么,它的意义也是很少的,相反,有深度的错误理论,却可以在思想史上起重要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有相当深度的理论,以致东西方的大多数学者,迄今仍然达不到他那样的深度。本人就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并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走出来,才能够开始创立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系统,而且开始十多年并不是自觉地否定和突破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可惜,马克思又造成的社会危害太大了。
   
   我一直想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写出来,但客观条件却一直限制着,使我难以动笔,一拖二十多年,太可惜了。而这些东西,又是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先写一点随笔,就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及策略科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一些短文,以供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参考,其中还收录一些有关信件,起名《忧思和探索》,这就是这里这些东西的来历。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写下去,继续《忧思和探索》这一专题,并希望得到有关行家的指点。
   
   但是,当要提笔写这些东西时,却又忧心忡忡。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曲折和灾难,说明一个学者的错误,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教育我们每个人,在理论上必须来取极其严肃认真,慎谨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富于自我批评,自我否定精神。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和研究,不可能不产生错误,马克思的教训说明这种错误一旦被特殊社会势力利用,有多么可怕。但愿今后不再有思想专制,不再规定某种思想、主义、宗教具有特殊的领导,指导地位。但愿今后不再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不再有不准批评的禁区。为此,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努力清除自己头脑中迷信权威的错误习惯和陋习,清除自己思想上心灵上下跪着的奴性和愚昧,站起来,养成独立思索的习惯及独立人格。对人文、社会科学,人们至少应该像对待自然科学一样来对待,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批评纠正其中可能的错误。千万不能再产生对马列主义那样的准宗教迷信和准宗教迫害,当然更不能有目前仍然在一些国家存在的真宗教迷信和真宗教迫害。
   
   不过,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思想、主义、学说、宗教等等),之所以能够取得专制权,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平等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的公民,包括公民个人,公民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派别、政党等等),公民的意识(思想、主义等等)。历史证明,规定某个个人的领导地位,必然导致个人独裁、规定某个政党的领导地位,必然导致一党专制,规定某种意识形态(主义、宗教等等)的领导指导地位,必然导致思想专制。这里指的法律上对特定公民个人、政党、思想的强制规定,强制的特权,而不是由职务及执政等规定而产生的领导地位。前者,是固定于特定的人和人群(政党)身上的特权,而后者是公职所必须的东西,非固着于特定人或人群身上的东西。因此,像“四个坚持”,“伟大领袖、导师”这类强制规定,乃是典型的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专制规定,是专制主义的典型特点。十多年来,本人一再强调这一平等原则,因为它特别重要。
   
   在思想专制方面,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几类主要的专制形式,一类是古代学派专制,以中国古代儒家专制为典型代表;第二类是宗教专制,以中世纪基督教专制及当代某些宗教专制为代表;第三类是现代的“主义”专制。其中宗教专制,目前仍占相当比例,在中国五十年代以前的西藏,也是政教合一的思想专制。达赖喇嘛如果真正支持民运,就应该宣布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作为基本原则予以再三强调。而现代的“主义”专制,更是形形色色,其中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专制,如希特勒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奈温的缅甸式社会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的类似“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波尔希特的思想专制、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等等,大致也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专制的大范畴。(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各色样的“社会主义”的。)人们把“主义”专制中最反动、最极端的专制称为法西斯主义,如希特勒、墨索尼里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缅甸奈温的法西斯主义,波尔布特的法西斯主义等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仅反对民主,而且反对自由,不仅反对这二者,不仅搞思想及政治专制,而且表夫人性、反对人类的一部份,任意的摧毁和屠杀人类中的某些部分,专制主义者中,开明专制主义只反对民主,一般不反对自由,所以,一般不搞思想专制。而权威主义以至极权主义,则不仅反对民主,而且反对自由,所以要搞思想专制。因此,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中最反动的极端。开明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专制主义中专制程度依次递增的各个层次。法西斯主义者往往喜欢自称民族或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有内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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