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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稿(一)

   
             早期文稿(一)
   
            1973-1975年大字报
   


   
              说  明
   
   1973年至1975年间,我写了大字报、小字报,以及与当时专门派来批判本人的省委工作组和省、市理论组论战的有关论战文章数十篇。1975年江苏省委铅印的批判文集,收录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反对特权》,《战斗宣言》,《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信》,《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四篇大字报。南京市公安局则根据他们搜查到的数十篇文章的原稿打印了一个文集。这些大字报和文章,往往有多个稿本,但1975年9月和1981年两次入狱,全被抄走。这里发表的三篇大字报,是我出国后,国内一个朋友根据他拿到的一个油印稿本,辛苦打印,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本人编辑时作了纠正刻印或打印错误,纠正错别字等一些技术性修改。
   
   1974年3月初贴出,1975年9月再次重贴的《战斗宣言》等,第二次入狱被抄走后,迄今没有找到。这些文稿,包括原稿、铅印、刻印和打印文稿,看来只能向江苏省委、南京市委有关方面和南京公检法寻找了。希望江苏和南京公检法能够考虑交还本人文稿或复印本。
   
   这些刻写油印的三篇大字报文稿,与江苏省委铅印的文集,有相当差别。就江苏省委铅印的四篇大字报而言,铅印稿内容比较全。例如铅印文集中修改加入的批判当时谬论、批判新官僚、批判教育领域张铁生现象等许多内容。但铅印文集与大字报仍有个别差别。例如大字报抄写时临时加入点名批判张春桥的某些词句。
   
   这些大字报和文章,虽然发表当时被人看作是长夜惊雷、石破天惊的事,或者是大逆不道的事,但现在看来,却显得相当幼稚,非常不成熟。尤其是《反对特权》等,除了幼稚,还处处显出为了自保,在批毛泽东和官方的许多谬论的同时,却不得不常常显出迎合当时官方陈词滥调的倾向,吹捧迎合毛泽东和中共假社会主义的倾向,把自己装扮成体制内的倾向,企图与过去被批判的理论或“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倾向。所以,现在重读这些文章,连自己也常常为自己的幼稚和自保,感到脸红羞愧。
   
   这些文章批判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批毛泽东思想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如批判“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接班人理论,走资派理论,反修理论,法权理论等等,又如表面肯定毛泽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实际上批判和否定它的一切错误内容,从内容上实际否定这句话本身,等等。但是,在批判的同时,笔者却又不得不同时赞颂共产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遮盖自己的“三反罪行”。这种策略,只能瞒过不太懂得理论的领导和公检法,是一种保脑袋策略,不容易瞒过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士,例如省委党校的理论权威陈绍辉,他一作报告,就把我的大字报定为“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这些大字报把毛泽东思想把继续革命理论批判光了。
   
   未来的人们,处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人们,可能很难体会这种极权专制的恐怖黑暗的社会中,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这种表面和内心的极度矛盾的做法,以及采取这种做法时,心灵深处的极度痛苦的屈辱感。那个时候,你必须以高度的努力来承受这种心灵的痛苦和屈辱。如果你忍不住,你的脑袋就会搬家,你就不可能再在未来的历史中,作出你的进一步贡献。
   
   这就是当时的特殊情况。既要批判毛泽东思想,又不得不非常屈辱地尽可能保护自己,尽可能避免杀头的命运。
   
   笔者1974年1月曾经对杭州一个名叫周岩的朋友预见和描述未来,说:
   
   “二十年内,世界将会大变,社会主义阵营将会崩溃。而中国将首先崩溃,将首先建立民主制度。这个崩溃过程,大概将经过两次或更多次的巨大动荡。第一次大动荡以后,社会将会松动,人们将开始反对共产党。以后的大动荡,共产党统治将崩溃,将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当时设想的民主制度,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我认为当时现存的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
   
   因此,笔者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大字报和文章中对共产党、对中共的社会制度、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其中不少,只是不得不做的屈辱而痛苦的伪装。
   
   这些,是笔者特别要向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们检讨致歉的。
   
                     ——徐水良2008-12-25
(2016/04/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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