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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苏联国旗为何缓缓而降——柏林墙倒塌新反思


   
   
   
   

   
   据港媒《争鸣》杂志2015年11月号报导,王岐山在中纪委52次常委会上,首次公开承认中共体制已经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而习近平更是多次提到“亡党”问题,误读“苏共倒台教训”是放松了党对意识形态与军队控制。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三次强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批判,甚至抓捕民间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更是强化个人集权;四中全会后,又亲率全军在古田开会,坚拒“军队国家化”,五中全会后集权掌控,层层加码,先是强调“党内纪律”,后高悬“党内规矩”,出台“最严党纪”,剑指“妄议中央”,现今强制“媒体姓党” 一系列举措,无疑都源自其误读“苏共倒台教训”所产生的忧患心结。
   
   
   
   一、两级世界秩序的序幕
   
   
   
   人们不该忘记,尚在世界二战大喋血后喘息的人类,谁也没有经意,几个貌似主宰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们,秘密会晤于前苏联风景幽深的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由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达成了史称“雅尔塔体制”的国际性协议,由此也就悄然拉开了二战后美苏主导下,以军备竞赛与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两级世界秩序的序幕。
   
   
   
   然而,世界秩序的真正导演者,难道是几个在大宇宙进化中微乎沙尘,渺乎滴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测的个人吗?其实不然,那个把人类千百年来鸡犬难闻、老死不往的社会串为一体,形成秩序的真正动力,是自然圆动物理法则作用下的圆工具机械化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产生,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这一革命导致了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使不同国家的原料按同样的方式得以加工,将工业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国家共同消费。大工业的国际化发展,在不断加深国家之间交往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的贸易磨擦和政治冲突。而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国际机制。这时,体现历史正面发展方向性要求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就应运而生了。
   
   
   
   社会的运动并不是按正题的发展方向简单、直线演进的。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世界的发展在一种代表社会运动方向的正题力量诞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招之作为它反题运动力量的出现。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形成扼制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国家联盟和国际秩序,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于是“雅尔塔格局” 也就不再是三巨头仅仅凭自由意志所能捏合的了。而“柏林墙”的倒塌,恰恰正是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世界化趋向,在消解、融合、扬弃了作为资本扩张反题的共产主义运动后,为“ 雅尔塔格局”走向崩溃画上的一个句号。
   
   
   
   二、民德部长会议的一个划时代决定
   
   
   
   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全球化圆工具变革所导致的世界性大震荡中,不仅在苏联激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导演了的“六,四”风波,在波兰复兴了独立工会运动,在匈牙利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摧毁了延续半个世纪的柏林墙。
   
   
   
   1989年11月8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十一届十中全会,取代昂纳克担任总书记的克伦茨宣布该党政治局集体辞职。11月9日,由部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震惊全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体决定——宣布开放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象征东西对抗的柏林墙及全部边境口站。这便意味着那条始建于1961年8月,长达154公里之下曾抢杀过无数条生命的柏林墙,弹指间土崩瓦解。由此而导致了一场久久封闭、压制在民主德国专制体制中的千千万万自由个体纷纷拥向西方的移民浪潮。据联邦德国内政部统计,从1989年11月18日早晨4点至19日早晨4点,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90多万民德公民拥入联邦德国。另据当时民德内务部公布的资料,柏林墙开放后最初两个星期,官方签发出国旅游签证达1000多万,占该国公民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无法禁锢的极其强大的自然力量——通往自由道路的人性特质使然。
   
   
   
   在“柏林墙”倒塌的世界性震荡中,捷克斯洛伐克暴发了“布拉克之春”,保加利亚出现了“宫廷政变”,罗马尼亚激起了街头“枪战”。继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20多万党员纷纷辞职,其中70%以上为工人。这便从根本上动摇了该党的执政地位。当基督教民主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涉及东西德合并的“二加四会谈”。1990年7月1日,两德货币统一,最终导致两德完全合并。
   
   
   
   1991年12月25日,作为“雅尔塔格局”的东方领袖苏联正式解体,全世界所有电视观众都在跳跃闪烁的荧光屏上,目视了本世纪最令人震惊,然而也是最让人心酸的一幕——苏联国旗从克理姆林宫旗杆之巅缓缓而降。那一刻,全球许许多多列宁主义者不禁心潮澎湃,悄然泪下。随后,东欧所有列宁主义国家纷纷走向不归路。
   
   
   
   三、走出壕沟:天涯若比邻
   
   
   
   冷战的结束,受制于三方面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综合结局。
   
   
   
   首先,人类在驱动圆动工具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仅生产了原子弹,也创造了卫星和电脑为标志的全球圆转动工具体系。当武器的发展最终把人类推向要么共同毁灭,要么共同妥协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迎来了卫星全球转动,电脑世界联网,资讯信息全面开放的高科技时代。这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工具状态飞速发展,本能地要求推翻屏障,结束对抗,使人类结为一体,按同样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换信息,共同使用全球转动圆工具创造财富,均等分配。由此可见,这种圆动工具发展的自然力量,必将冲破相互封闭,各自为政的社会结构,把全球经济串为一体,从而导致世界主权淡化,国界开放,阶级分野模糊,冷战最终结束,人类进入全球裁军时代。
   
   
   
   作为人脑与四肢延伸与扩张的当代圆动工具发展,已经推动了世界进入一个从生产到生活全面开放与转动的时代。开始了生产上的国际分工,生活上的相互依存。冷战后期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发展中国家同样也要依赖国际市场才能生存与发展。据当时的资料统计,1950年到1986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增长了35倍,而“亚洲四小龙”则增长了60多倍。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30多个国家翻了两番;而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到1990年进出口贸易已达1154亿美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3,居世界12位。
   
   
   
   其二,在一个资本扩张推动的世界性经济发展运动中,实行市场与计划这一人类选择意义上的冲突,不仅在苏联、在中国和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泛起浪花。二战后联邦德国曾一度实行计划统制的经济模式;法国70年代和80年代都为关于要不要经济计划、怎样计划的政策取向争论;日本在70年代时也爆发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意见冲突;南韩70代末也出现了一阵政府干预市场的短期躁动。但最终都被资本的自由扩张力量所击溃,走向了稳健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使生产力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
   
   
   
   在东方,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则试图超越经济发展的自然力量,实行长官意志决定下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调动起人们的主观热情,创造了短时期的高效率,但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结果纷纷走向穷途末路,致使人民贫穷、国力衰竭。
   
   
   
   其三,芬兰作家佩克、库西在《人这个世界》一书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我们生存的目标要求发展人类的团结和合作,以便我们能够起而指导我们自身的进化,然而这是可能的吗?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这的确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懂得以爱和理解促进人类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就将不能指导我们的进化,进化就会把我们毁灭。”这就是人类在认识上走过各自为政、封闭对抗时代,呼吁全球共同利益的时代强音。世界在面临共同毁灭与共同妥协的最终决断时,猛然醒悟:走出壕沟:天涯若比邻。对抗没有出路。
   
   
   
   四、苏共为什么垮台
   
   
   
   今天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走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结果。如此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联盟成功地应用了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这岂不是太捧扬、太神化“美帝国主义”了吗?还是让我们用更冷静、更客观和更具说服力的理性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吧!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使用相对先进的圆动工具体系,是实力超强的工业大国。然而一个真正代表、体现了圆工具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要求,适应了资本扩张的自然发展规律,按市场法则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因此,即使冷战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发展、信息进步和经济领先的势头;一个却在使用先进圆工具的同时,逆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要求而动,借长官意志推行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国家分崩离析。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集团国家,是在自然力量的驱策下,建立起完全应合了资本扩张需要,体现了人性自由发展,遵循了市场平等互利、等价有偿规则,并相应建立起权力制衡、自由选举等政治制度。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却是从反资本“罪恶”的良好愿望出发,以人的主观意志派生出的信仰为基础,建立起一种逆经济规律而动,不尊重人性自由发展,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经成为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现代化的桎梏。
   
   
   
   除此之外,苏共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来,执行了一种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圆工具体系及资本方式生产财富的代表者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对外扩张,输出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结成联盟,集中力量对付、扼制苏联;另一方面由于不顾人民疾苦,穷兵黩武 ,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为发展高科技尖端武器,耗尽了国力,拖垮了人民,致使民愤沸腾,怨声载道。而苏共为维护安定,不得不执行高压政策,强求一致,排除异已,镇压不同政见者,完全背离了现代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管理民主化的历史趋势。更有甚者,苏共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他国跟其指挥捧转。南斯拉夫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苏联的种种做法很像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大国,而不象一个同志式的共产党国家”。当时,谁在执行政策上有异样,谁就会遭到苏共的打击报负,曾先后“讨伐”过南斯拉夫与中国,并出兵东德,镇压匈牙利,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干涉波兰内政。结果却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高峰时,首先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当时,美国领导的松散联盟,由于遵循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而保持了它的团结;苏东联盟却主观臆造政治信仰,强求一致,结果不到20年就分裂了。资本主义阵营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共性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人性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统一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因而这种高度的统一性较之松散的联合更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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