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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珍:浅谈民众的舆论监督权——兼谈张健先生对民众舆论监督权的模糊和解

因为阅读了一本电子书《民运黑洞》,然后发表了一些读后感,我发现我的邮箱里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总有一些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给我发私信进行谩骂。我向来还是比较尊重私人领地的交往:既然是私信,即便是谩骂,我依然尊重对方在私信领地的尊严和权利,除非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才对此进行公开。有的我就干脆直接删除算了,懒得理睬。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观点,肯定会代表一个立场,每一个立场的摆出,总是会符合某些人,而不符合某些人,于是,那些对我进行谩骂的人可能是把我误解成了他们的政治对手,然后进行攻击。当然即便是政治对手,谩骂和攻击也是不应当的,但是相比较起来,对读者或者民众的攻击,则是更加恶劣的行为。既然有人出书,目的就是要让人来读的,每一个有着最基本思考能力的读者,阅览了一本书后,肯定会形成自己的一个观点,相信或者是不相信,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个常态。对当事人一方来说,境界和素质比较高的做法是,首先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被出书?如果是冤枉了,那去找出书人论理,这是正常的。对于读者或者民众选择了相信或者是不相信,首先也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获得某些读者的信任或者不信任。如果对读者或者民众无法在信任中站在自己的一方从而进行谩骂和攻击,那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读者或者民众在这点上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当事人,肯定是不值得信任的。
   
   要知道,信任是一个信心的选择,是关乎人的感情和心灵的领域,理智可以用来管理并引导信任,但是理智却不可能会催生出信任。有些人,尽管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应当信任他们,但是我们的感情和心灵却无法对其产生信任。正因为信任是由人的感情和心灵来决定的,因此就显出了弥足珍贵。这也就有了在西方文明社会中,信用是人们特别看重的资源。为了维护这个信用,人们会在平时就严于律己,宁愿舍弃很多即手可得的利益和好处。一个信用产生严重危机的人,是非常可悲的。这也是生活对他们平时放纵行为的惩罚。
   
   回到上面主题。在我收到比较友好的质问信件,我都是非常友好地给予回复。我解释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为这本书不是谣言,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什么人,只是我目前的认知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我不为我目前的心灵状态中不认同某些人或事而进行道歉,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进行了道歉,那是出自我作为基督徒的爱心和修养。为了避免攻击我的人对我产生误解,很坦诚地剖露自己作为信徒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灵状态,以让攻击者把我与当事人中的某一方区别开来,以避免那种恶毒的攻击,同时想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作为读者或者是民众的自由发言的权利。作为民众,我已经在极尽真诚的努力以保护民众最基本的自由言论的权利。结果却发现有些人好像得寸进尺,不断对我当前所处的读者和民众的领地进行干预,还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

   
   下面我想谈谈,在我所看见的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主人士的思想观念中,是如何对读者和民众的舆论监督权进行解构并践踏的。
   
   1,要求民众的判断必须要保持100%的正确,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这点,我其实在以前发表的长文《不得不再说几句》的文章里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要求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非常无理的,当民众或者读者如果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的舆论监督权其实就已经被架空了,因为民众或者读者处在他们的地位和角色,怎么可能做到对一起公众事件或者是公众人物的判断能达到100%的正确呢?对一起公众事件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指控材料之真实性,不是由读者和民众来负责的,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里,是由政府相关调查部门来做的。民众或者是读者只能是根据所能看到的已经公开化的材料,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在这个角度来进行舆论监督。如果这些声音已经发生偏颇,则是当事人另一方通过各种途径来展现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把这个高标准直接指向民众。如果用这个方式,就是一种变相的对于民众舆论监督权利的打压和剥夺。说白了,就是用一种莫须有的道德标准,妄图来操控民众的声音。这就如中共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民运群体在撕裂中国社会。而熊焱牧师为此提出反驳,指出撕裂中国社会的不是民运群体,而是开枪进行屠杀的中共政权。在这里也同样,对一起公众事件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判断,作出绝对正确判断之责任的,不应当是读者或者民众。即便事实真的有被歪曲的地方,读者和民众也不是那个需要负责的角色。关于《民运黑洞》这本电子书,朱瑞和一些作者,都已经明白表态愿意承担起法律责任,那么作为读者的我,是没有责任和义务被要求自己的观点必须要百分之百地正确,然后才可以发表观点。
   
   2,要求民众或者读者必须要对那个受非议的公众人物去直接接触,否则就不可以发表见解和观点。
   
   当我开始对于《民运黑洞》这本电子书发表读后感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甚至是基督徒弟兄姐妹质问我,你接触过当事人吗?没有接触过,你怎么就发表你自己的观点?初听起来,确实非常在理,但当我冷静一想:不对啊!我只是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海外民运毫不了解的旁观者,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发现我的邮箱里被塞满了各种信件,又在某一天我收到了一本叫做《民运黑洞》的电子书,一开始纯粹是随便浏览,不知什么时候进行了关注,在阅读了各种关于此事的揭露文章后,我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判断。我当然有我之所以形成这个判断的视角,并有我之所以相信它是真实的理由。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详细剖析,那是出自我对当事人的怜悯。如果不是看到有些人盲目地进行包庇,我也还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是后来发现,当我仅仅表达自己的一部分观点的时候,就有些人质问我是否跟当事人接触过,否则就不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说法,听起来合理,其实是非常荒唐的。
   
   从漫天飞舞的揭露文章以及这本书中所传递出来的当事人,三妹用一个词“五毒俱全”来形容,说实话,我是已经吓得连躲都来不及。我根本就没有胆量和信心去跟她接触,难道因此我作为读者在阅读一本书后的读后感都不可以形成并发表了?或者是,如果我要想获得发表观点的权利,就必须要违背自己的信心和意愿去勉强跟她直接接触?这是否是对于读者领地的鲁莽干预。同时请问,直接接触对于我认识她究竟有什么帮助?朱瑞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盛雪是一个多层伪装的女人,那么就凭着我跟她的简单接触,就能够真实地了解她吗?需要跟这样的人共同相处到什么程度,才能真正认识她?她身边的陈毅然、费良勇和彭小明和刘邵夫等,不就是在跟她做了几十年的朋友或者同事,终于在一天毅然划清界线,然后写下了那么多揭露的文章。对于他们的文字,我每看一遍,我的心灵和感情都会让我不得不产生认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也都会得罪一些朋友,彼此会产生误解和磨合。比如我们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会吵,有时对彼此不满,但是要让我或者他们来公开写文章揭露他们或者我的缺点,我或者他们都不愿意。在正常的情况下,真的很少有朋友或者同事会绝情到这个程度,公然而然进行造谣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一个人做人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会让多年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痛下决心断袍割义到这个程度呢?这些同事或者朋友中,竟然有年长到80多岁的老人韩文光。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你说他有意要诋毁一个无辜的人,真的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一个人最最可悲的是,你身边多年相处的朋友一个又一个离你而去。我感到真的需要静心反省自己,承认过错,只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同,一味地抵赖和狡辩,只能让今后留下更多的笑柄。可是,面对这样的铁证如山,居然还有人不相信,最终这些督责者都被打成了特务,竟然还有人相信,在我的判断力中,认为那实在是已经荒唐得离谱了。现在,你要让我这个读者,就为了发表自己的读后感,必须要走到她身边去相处,这种要求是何等无理?!而且,即便我现在走到她身边去相处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可是,鉴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我已经无法从直接接触中认识她了,因为她完全可能伪装,刻意表现。至于给我几个联系电话,让我去印证,就更是糊弄式的天真。难道就这样打几个电话就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另外,即便我跟她相处几十年又如何?如果最终我得出的结论,跟陈毅然他们是一样的,在我要发表自己判断的时候,一顶特务的帽子就飞在了我头上,那么现在要求我跟她接触,到底有什么意义?另外,既然我要去直接接触这一方,那么我必须也要直接接触另一方,这才是公平。那么我如何又能腾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很显然,那种要求民众或者读者去接触当事人才能发表自己见解的说法、或者是形成判断,就是一种强词夺理的对于民众或读者舆论监督权利的践踏和剥夺。同时也是一种把真相变得模糊的对于民众或读者非常恶劣而隐蔽的操控。
   
   我不认为这样质问我的人都是故意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前文化烙在我们思想观念中的对于宪政民主的解构或是抵挡。中国社会由于几千年的独裁专制,一波又一波的统治者对民众进行了离子化的切割,以致人民之间的彼此信任消失殆尽,也就有了中国式的对于人际关系的描述,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也总是特别难,人性也总是特别隐晦,在政治上的反应则是黑暗和遮蔽,无法公开化和透明化。
   
   显然在民主国家中,民众的舆论监督根本就不是靠着民众去跟政治人物直接接触来实现,如果有了这样的要求,那么民众的舆论监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众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媒体。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之于宪政民主制的重要。自由应该是先与民主,没有自由肯定没有民主。一个社会的媒体获得独立和自由,民众就是通过各种报纸和电台等新闻媒体来了解政治,然后也通过新闻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要求民众必须要跟政治人物去直接接触,民众就永远都不可能会有言论自由的一天,民众也永远都不可能会实现民主监督,因为绝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跟某些政治人物直接接触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这些民主人士却会不明白呢?
   
   3,要求民众或者读者必须要对这起公众事件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才可以发表观点
   
   当读者或者民众被要求对一起公众事件作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才可以发出声音,这同样也是一种对民众舆论监督权利的变相剥夺。就拿我来说,我在美国,我根本就没有可能会为了发表自己的读后感,飞到加拿大实地调查,然后飞到德国作实地调查。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精力和时间。另外,即便我对双方都作了实地调查,那么我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依然无法让我能作出一个完全公正的判断并发声,因为双方都可能会拿出、甚至伪装证据来为自己辩护,然后我还得请专门的情报局来调查取证,这对于一个读者或者民众怎么可能做得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如果要求民众必须要对一起公众事件作深入调查才能发声,其实就是不允许民众发声。
   
   那些人认为,不作深入调查就不能发现真相,这个说法是偏颇的。其实,深入调查未必就能找到真相,而广泛地阅读各种公开化的资料,也是完全可能发现真相。真相就在那里,真相只有一个,真相不一定会在某个点上完全而清晰地呈现,但是会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而发出微光,当这些微光不断凝聚不断彼此印证,真相就逐渐显露并明晰,足够到一个民众或者读者在心灵、感情和信心上作出判断。但这许多的微光,如果把它们单独出来放在实证逻辑的放大镜中,是会被模糊并消解的。但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就能显明真相。因此当真相以这种方式对一个读者显明的时候,如果用那种实证思维的逻辑,就会把已经显明的真相给模糊了,同时也把读者的判断力给否定掉,然后再用一种必须要深入考证才可以发声的要求,一个民众或读者的舆论监督权利就在一种听起来非常负责而严肃的理由中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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