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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吉斯林派---答張翠容的疑惑

   

作者:施丹

   
   香港的吉斯林派---答張翠容的疑惑

   


   
   
   看完張翠容前輩對《十年》的疑惑,頓感同被稱為「進步左翼」的陳景輝還比較可敬:際此「政治化」的世代,還敢冒「投共」之大不韙,跟號稱「專業藝術」的電影人同氣連枝,開宗明義大肆批評《十年》,不像張前輩那樣裝模作樣足足半篇文章後才開始拋出「左派」術語向電影開火。有人說左膠矯情,我卻說不是個個左膠都是賤人。
   
   時代老人總愛老生常談,號稱「進步」的左膠批評港獨和香港民族主義,還是不免將之歸結為年輕人的幼稚輕狂,甚麼「缺乏歷史觀和世界觀」下的「胡思亂想」。左膠懂得如何構成一個民族嗎?血緣、種族、歷史、文化、宗教、語言?不,當代研究族群的學者早就揚棄了這種老舊又納粹法西斯的分辨方式。
   

民族是客觀 更是主觀

   
   民族的論述確實會用上這些客觀先驗的概念來鞏固其合法性,但學者們大致都同意民族的形成完全是後驗的:它純粹出於一個人群的主觀認同。維持這個群體,靠的是邊界,邊界對內凝聚成員,對外甄別新成員並排除敵意他者。這「邊界」與其說是地理邊界,毋寧說是社會邊界,利用共同的名稱及民族歷史,強調族群內部的單一性。正如去世不久的學者Benedict Anderson所言,國族正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Ernest Gellner也說,「國族主義往往奪佔了既存的文化,將它們轉化成國族」。
   
   主觀性方面,民族理論跟性別相似。左派將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分離,認為對人發揮作用的完全是社會性別,人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fication)也跟他們的生理性別無必然關係。自稱左派,應該熟知和某度上認同非本質主義(若非完全認同)。存在先於本質,要麼認同民族跟社會性別一樣完全是後驗而主觀的現象,要麼完全揚棄民族概念天下一家,而不是像張前輩那樣,教訓年輕人「連如何構成一個民族也不知道,便認為香港人可以作為一個民族來自絕於中華文化之外」。
   
   作為左派,張前輩是否認為香港人「本質上」必須從屬中華民族?香港人「首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不過是歷史百多年的概念,所謂五千年文明,只是梁啟起號召的「國民史學」對華夏歷史的大規模重塑的結果,用以哄騙當代人,令他們以為「自夏商周起,早就有中華民族」。正如研究墨西哥歷史的學者Ana Alonso所言:「國族史學」往往藉著一套由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構成的論述策略」,墨西哥如是,中國也如是。
   

跟壓逼者沆瀣一氣落井下石

   
   中國好比一戰前的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都是個多民族帝國,最後在大戰戰敗和民族自決浪潮中分崩離析。中華帝國內的香港,好比奧匈裡的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或鄂圖曼裡的希臘和阿爾巴尼亞,都是在帝國壓逼下發展其民族主義並豐富其論述。左膠只因香港本土論述未臻完善,就冠以幼稚、平面、胡思亂想等罪名。身為左派,不思向在專制黑手下苦苦掙扎的香港人伸出援手幫助其建立論述,反倒跟壓逼者沆瀣一氣落井下石,以左派敢於創新思維和不畏強權的傳統看,不知張前輩算是哪個級數的左派。
   
   左膠必須搞清以下簡單邏輯:文化上的同源,決不能推導出政治上的統一。就算香港不能自絕於中華文化之外,不代表香港不能獨立。奧地利能自絕於德國文化嗎?一九三0年代擁有超過三百萬德裔人口的蘇台德能自絕於德國文化嗎?日耳曼語系諸國,如挪威、丹麥、荷蘭,甚至英國,又能自絕於德國文化嗎?
   
   這卻正是左膠深惡痛絕的納粹希特拉的進軍路線。別以為這是納粹病態的特有事例,跟梁啟超同是中華民族論述之父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認為越南、韓國人民與漢人血統相通,「光復舊土,為吾儕當盡之責」,看,這就是貨真價實的沙文主義。
   
   香港的吉斯林派---答張翠容的疑惑

   中華也有法西斯。
   
   

要回歸支聯會式建設民主中國?

   
   張前輩認為本土論述、港獨想法都是幼稚、平面、簡單,是感性情緒的泛濫,香港這輩子也別想甚麼自立自決。歸根究柢,原來就是要回歸支聯會式建設民主中國,原來回歸這試驗了三十年早就宣佈破產的妄想,就是所謂可行的解決方法。若張前輩想的不是建設民主中國,敢問「獨立建國」和「建設民主中國」之外還有哪條路,難道她會支持志願復興華夏的城邦論?死抱大中華的左膠,才更像是「一口井的視野令一切控訴都變得平面、簡單,並且無法跳出來」吧。
   
   納粹佔領的挪威,由吉斯林領導的傀儡政權統治,後世臣服入侵者的傀儡,都被稱為吉斯林派。阿爾巴尼亞國父Midhat Frashëri就形容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為「勾結鐵托的吉斯林派」、「這班吉斯林派已忘記自己是亞爾巴尼亞人」。中國以與納粹無異的論述將香港視為「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這種法西斯中華民族主義背書的左膠,就很難不被稱為香港吉斯林──噢不,張前輩是拿加拿大護照的加拿大人啊,但她首先還是中國人。
   
   
   作者簡介:新聞從業員,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


   

《十年》的疑惑

   

作者:張翠容

   
   偉大的藝術,無論是繪畫、音樂、文學以至電影,都在於是否有能力呈現主題的複雜性,啓動我們的心靈,豐富我們的想像,讓我們可作多重的,而不是單向的思考。
   
   當然,偉大難得,但至少是個標杆。香港電影金像獎今屆一如以往的沈悶,但在最後宣佈最佳電影為《十年》的時候,立即掀起整個大會的高潮,其後社會討論不斷,有不少人為這電影獲獎歡呼,認為它有膽色,反映了香港在一國下逐漸邁向一制的潛藏恐懼,和香港人心底裡的不安;不過另方面也有人指該片有欠電影藝術水平,獲獎只是目前香港流行的另一次政治表態而已。
   
   其實,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十年》獲獎絕不奇怪,當中五部短片的導演都是年輕導演,從他們所處理的題材,無論你同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都可看得出他們乃是出自心中對社會的熱誠,到由此而產生的焦慮,再到急於要發聲和結論先行,並且連珠爆發,就是這種躁動造成電影的粗糙、單向,幼嫩,可是你又不能否定它的確是香港這一個時代的產物,一種聲音,你不需百分百認同,卻必須要聆聽。
   
   獎項這回事從來都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合在一起,所謂時候到,是你就是你了。即使諾貝爾獎項,例如奧巴馬獲和平獎,也非常具爭議,而且教人莫明其妙。
   
   如此看來,《十年》從意念的萌芽、製作到獲獎,都不是偶然,它代表某一種集體情緒的爆發,這種集體情緒就是恐懼,再說得白一點,是恐共,由恐共而對與中國任何有關的東西,都產生恐懼,包括簡體字與普通話。問題是,為甚麼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之間,會有這種恐懼?
   
   這是有關方面必須理性正視之,而不是以屏蔽或消音甚至封殺這種自欺欺人的手法,就可解決,不如就讓對《十年》的討論回歸理性,不要一直給情緒主導。事實上,感性過後,我們應如何面對香港、中港關係、以至在世界脈落中的香港發展?我想,大部份人都不會認為靠著感性情緒,便可以理出個所以然,又或能尋找出路;反之,過份感性情緒的泛濫,最終只會淹沒自己。
   
   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身份迷亂,在缺乏歷史觀和世界觀下更變得胡思亂想,連如何構成一個民族也不知道,便認為香港人可以作為一個民族來自絕於中華文化之外,結果是自掘一個水井,不停用石屎加鞏這個水井來舒緩心中的恐懼,可是卻由此局限了視野,一口井的視野令一切控訴都變得平面、簡單,並且無法跳出來,同時也可能把其他人拉了進去,一同呻吟。
   
   毋寧在黑暗中亂摸,讓恐懼流竄了方向,扮演可憐的受害者,倒不如燃點那怕是一根柴枝的火光,從看清自己開始,再了解周遭的環境,以及外在複雜的世界,究竟真實的問題在哪?可行的解決方法又在哪?
   
   前一陣子大家都在談論真人真事改編的《焦點追擊》( Spotlight ),而這部荷里活電影亦已榮升了今屆奧斯卡最佳電影,不少香港新聞從業員看得感動,正因為片中記者的求真精神,無畏無懼,重現久違了的新聞倫理價值。該電影很有積極鼓舞作用,就是記者的實事求是,一步一步尋出真相,真相本身自有改變社會的力量。
   
   不過,片中的求真者,正由於不滿足於表面的事實,才能呈現現象的複雜性,他們層層推進,在有理有據的基礎上讓人看見更深刻的問題。不販賣廉價的恐懼、不作上綱上線的猜想、不追求大眾的末世濫殤,就這樣,我期待香港出現更扎實、更能反映時代真正問題的政治電影。
   
   
   2016年4月10日轉載自香港《本土新聞》
(2016/04/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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