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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八)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5.5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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