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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文革这面镜子

    前不久,我在自己的一篇题为“成也智者,败者智者”的文章中,提到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中的人造蓝宝石镜子,并细聊了有人在面对玻璃镜子时出现“镜前盲”的故事。此外,人们还应当听闻过,自然科学领域中还有一些别的镜子,如棱镜,牛顿用它将白色太阳光析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光谱。又如引力透镜,它和引力波一样,是由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并已成为天体物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工具。
    而在中国的历朝史籍中,最为著名的关于镜子的高论,则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唐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直谏大臣、谔谔之士魏徵病亡后,李世民亲往吊唁时流泪长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逝,一镜亡矣。”不过人们不难明白,李世民的话要能真正管用,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一是镜子要合格,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二是照镜子的人要有比较好的知性品格,如不太虚荣,闻过不恼,不逃避难堪甚至残酷的事实等;最起码须做到一条,不能耍赖皮诿过于镜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只议及第一个前提条件,且只谈文革这面镜子,说说它的不合格,不平整;并将强调指出,官方打磨的文革镜子,远非合格,远非平整。
    中国的文革,50年前发动,40年前结束,史称十年文革。华东师大的王海光先生说:“在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曾要大家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王海光说的,是句大实话。然而关于文革,又有什么是已经给出合格的答案了呢?首先,关于文革的定性,有合格的答案了吗?其次,就是王海光提到的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毛为什么能发动文革,迄今尚无合格的答案。此外,还有所谓“人民文革”,这种立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文革结束五年之后的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给出的文革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王海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文革定性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对官方的上述定性作出是否合格的评判。我认为,上述官方的文革定性是明显不合格的。根据我对文革史实的认知和对文革的多年反思,我愿意提出自己对文革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及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极权统治推向极至,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我相信,这样的定性比官方的定性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为何要蓄意发动文革呢?我的看法是: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人相食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真切地感知到各级官僚听命于他的程度在下降,明确地获悉他被有限架空的事实在增加;特别是,在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被他视作接班人的刘少奇破天荒地和他公开唱反调、批了他的逆鳞之后,绝大部分与会者不仅当时没有与刘划清界限,以后也比较认同刘相对务实的经济政策主张。尽管毛十分清楚,刘少奇决不会也决不敢公然篡权,将他赶下台,但是,刘对他乌托邦治国理念和模式的有限修正和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刘个人威望的提升,都是他决不能容忍的。同时,由于担心用传统方式扳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人会留有后患,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遂决心采用非常手段。而一旦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一绝的非常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获得成功,毛本人将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可争辩地赢得他所渴望的超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又为何能发动文革呢?我认为,理由主要有四。第一,由于大搞个人迷信,毛在中国极权社会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第二,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战略运作,毛要“政治正确”地给刘少奇等人扣帽子、打棍子,难度已不大 。说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就由同事和战友,变成了敌人和坏人。第三,文革发动前夕,毛有步骤地先后取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首肯,这种首肯缺一不可。第四,毛清楚,极权制度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在不同程度上被民众所怨恨。
    在文革中,尤其是在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中,尽管有意料到的和出乎意料的阻力、反抗和曲折,毛泽东基本成功地将个人迷信搞到极至,将“封资修”文化催残到极至,将传统的政治贱民及知识分子迫害到极至,将整人和大清洗进行到极至。而这些,都是通过愚弄和玩弄平民达于极至,将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达于极至来实现的。
    在文革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决不能加以忽视的,那就是,在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中,拥护文革、奉旨造反的人受到来自官僚体系、军方和毛本人的多次镇压和清算。首先是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搞第二次反右。接着是1967年2月由“支左”军方搞二月镇反。再者是毛从1968年夏秋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最后是毛于1971年搞“清查五·一六”运动。毛搞文革,不能没有奉旨造反的人。但是,毛搞文革,决不是要拔除官僚体系;他只是要对其进行一番强力冲刷,使其乖乖听命于自己而已。在目标差强人意地达到之后,毛就毫不犹豫地革造反派的命了。而邓小平、陈云等人,更是绝对容不下文革造反派。所谓“三种人”被彻底清洗和清算,并永不叙用,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除了毛的“官方文革”之外,是否还有一场“人民文革”呢?有人说: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中,有些民众乘机起来反官僚、反特权,追求自身利益,讨还一些公道,这就是“人民文革”。对此,我难以苟同。应当承认,上述历史事实的确存在。但是,它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人们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中去奉旨造反,[1]将各级官僚扣上“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对其进行政治指控和政治迫害;横扫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文攻武卫、互掐互撕,乃是主旋律。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他迫于老迈力衰,越来越守不住文革的成果,压不住人们对文革的非议,且亲眼目睹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反文革的怒潮,但他至死认定文革的“政治正确”,并曾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然而,1976年9月毛病逝之后,作为极权统治极至形式的文革,就再也绷不住,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很快回归极权统治的常态形式,此后,更是一步步向后极权演化……
    一篇短文,话题却有点大,只能“宜粗不宜细”了。但是,经此勾勒而得的文革镜子,比起官方兜售的货色,无疑要合格和平整多了。镜子合格了,再加上合格的知性美德,以史为镜就有了恰当的前提。就当下而言,若要将“习近平想搞第二次文革”、“新一轮文革已无可避免”和“十日文革”等等说法拿来辩识一番,看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就近乎洞若观火了。
   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习近平绝不是“中国力挺普世价值第一人”,[2]而是铁了心要和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人。但是,习没有必要、没有图谋、更没有可能去发动第二次文革。习效仿毛泽东抓权、集权和强化个人权威,不是为了再次发动文革,而是为了全力维稳,为了在后极权的新常态下,尽可能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在执政风格和执政手段上,他的确明显有别于胡锦涛苟安自保式的“击鼓传花”;他是有心要玩出一些“中兴”气象和名堂来,再把那朵一党专政之花往下
   传递。习真正念兹在兹的,是反对宪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而不是怀揣中国梦、遥追毛泽东,时隔40年后,在明知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已然难于被忽悠和驱使的时代情势下,将邓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扔到太平洋里,再去搞一场习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习如果真的要搞第二次文革,又岂能如孩童们玩“过家家”一般,说来就来,说不行就拉倒?毛泽东从1962年1月被刘少奇的发难气得够呛,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有长达4年多的处心积虑和老谋深算。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毛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首尝灰头土脸之感。但是,他以后又将文革一直撑到其生命终了之时。如今,十分奇葩的“十日文革说”认定:习的文革从批任志强开始发动,到中纪委发文把其浇灭,区区十天之内无疾而终。如此早夭的原因是,习近平反文革的政治局同僚们将其给生生掐死了!
   眼下倒是不兴“妄议”,但,戏说无妨。不过,再怎么戏说,也得多少讲点逻辑吧?习近平上位三年多来,至今连“核心”都还没当上,他又有什么资格乾纲独断地去发动文革呢?
   注释:
   [1] 1973年冬天,我曾去金立群插队的常熟白茆公社与他相聚,也曾与他相约于常熟城里小河头30号邵墨寅家中,开怀畅聊。 当时,我们都是插队知青,但早已开始私下妄议中央,妄议文革。 我至今清楚记得,金立群有板有眼地说道:别看毛主席让底下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实质上是让民众在他的鸡罩罩里造反而已。
   [2] 焦国标语,我作了浓缩。焦国标于今年2月28日说的原话是:“我是双拥模范,一拥习,二拥普世价值。有人说二者不太吻合。我说你的上下吻还不完全合呢。当今中国,习是通往普最近的人了。谁能给俺推举一个比习离普更近的人?你推举不来。所以您哪,就将就些吧。”国标是个痛快人,不惧怕说出他的观点;我也终于,忍不住点了他的名。
    2016年3月18日至2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3月21日播出)
(2016/04/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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