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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六) 谁是凶手

   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上了,他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要说这个了”。
   
   
   李云飞自己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是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要被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讼的地方。
   
   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在四队产生新的领导班子时, 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竟然反对改造, 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 至于被打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 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你认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的是大庆党委, 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一直给她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可能做不到。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 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 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 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卓越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 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2016/04/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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