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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革命与丘德功之死 : 5.1毛泽东的第一次不讲理

丘德功从第一次劫难中脱险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史料去回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免会有读三国演义感觉,毛泽东, 造反派和老干部,形成了三个又对立和又依赖的关系。像三国演义的作者一样﹐从上古以来,中国民族就是一个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民族,要中国民族去客观地叙说一件事情,不将自己的关系远近, 派系,好恶、爱憎放进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管是将毛泽东看成曹操﹐还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后的故事是无法公平地讲出来的, 其结果就像三国,使大家永远也不明白,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诸葛亮加上一个善良得像君子一样的刘备怎么最后会输给又蠢又坏的曹操?中国人的历史, 文学和故事都是戏,中国人生活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中, 但是一到文化中他们就乱编胡造, 把它都说成戏, 不让你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样子。
   
   正是这样,写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界,读者脑子中已经固定地将文化革命与一些画面和模式连在一起了:暴徒打砸抢论,老干部被迫害论,毛泽东整刘少奇论,灵魂大革命论,个人大崇拜论,或是人民文革论等等﹐等读到这个故事时﹐立场和喜恶早就预定了,会将他们预定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结合到我的故事中去, 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抢的小流氓, 就成了与专制官僚斗争的民族英雄, 和他们成天看的子虚乌有的戏和写的时评混到一起。

   
   可是离开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的命运和悲剧呢?我举笔难定,最后终于改变了只谈丘德功故事, 避免过多谈论国家政治的初衷。因为我一旦走到对丘德功命运的深度思考之中,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个人的空间已经几乎被国家和集体全部吃掉了,也就是个人的个性被强悍的时代共性压抑到非常微弱,根本无法左右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那样去谈丘德功,会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故事和经历。实际上到了这个地步,丘德功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不能负责,也做不了什么,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政治手里。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藉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继续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丘德功就会被读者不自觉地归入他们脑子中已经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样也会将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样子。
   
   因此两条路对我都很困难,我只能从这两条路的中间找一个狭缝穿过去。
   
   
   这就是尽力就事论事的来述说这个故事, 也就是说立足于丘德功和农场的命运变化来反映文化革命的演变, 而不是反之,去借藉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显然要在这个小小的故事,脱出现有的各种文革模型,去忠实地复述文化革命的历程,无疑非常困难﹐会使文章的篇幅愈写愈大,这毕竟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文化革命的专著。为了减少这个困难,我下面用小标题来分述它。
   
   
   
   (一) 毛泽东的第一次不讲理和丘德功为其倒霉
   
   农场是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有它区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兴起,各个阶段的层次, 以及人在不同阶段的心态,和它最后因林彪的死和毛泽东的建康恶化,力不从心而陷入退无人敢说,进不知何从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还是完全尊从这个国家的共性。如果说有区别,那么这场由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革命,传到偏僻农场的时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几个节奏。
   
   我有时想,如果毛泽东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岁(当时报道的特大喜讯),或者永远不死,文化革命会怎样结局呢?中国的现在又会怎样呢? 当然这种非常理念的探讨不是讲究实际利益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史就必须彻底重写了, 不会有四人帮坐牢, 不会有邓设计师放出他们的子孙像元朝蒙古贵族在中国走马圈地一样去分割国家公有财产,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习近平的贼喊捉贼式的抓贪污闹剧了。所以到了中国历史这个领域上,是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家和学者说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纯然是一场随机前进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没有年代, 从字缝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吃人很难看出来,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 他们职责就是是将中国历史涂改得严严实实,面目全非, 让外国人和中国子孙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农场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这时中国的红卫兵都已经到处在抄家,灭四旧了,农场却如梦初醒,响应毛主席的口号,要文化革命了。党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与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揪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一下。
   
   这不应该怪罪于农场党委思想僵化,或者转移革命的方向。不同于共产党的上层干部,对于毛刘的矛盾已经有所了解察觉,知道毛的来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有意的将毛的矛头转向发不出声音的老百姓,来保护刘少奇和他们自己,但是这个指责却绝对不适用于农场这样底层的干部,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次伟大领袖的意图是要打倒刘主席,并且要将他们自己也要揪出来陪斗一下?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根据过去政治运动的做法,来重复一遍运动而已。所以毛泽东只凭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的党内的当权派的空洞条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员去斗刘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们自己,否则的话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在是强人所难,蛮不讲理的。其结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员都糊里糊涂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他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这样,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战略步骤,一开始就将一个小小的在农场求生的下放干部,与他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党内当权派毫无关系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场灾难之中,农场确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无可赦免。
   
   这同样不能完全怪罪农场的党委,当他们绞尽脑汁从他们下属的名单中挑选一个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时,恐怕没有比公开叫嚣消灭解放军的人更容易浮上脑袋了。虽然这是莫须有的,而别的工人和干部连这样的莫须有也找不到,运动去斗谁呢? 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大事和国家政治就是通过这样荒唐的逻辑与个人的命运这样息息相连起来的。尽管丘德功本人的历史,思想与反刘少奇和保刘少奇没有任何关系,和文化革命开始时的开场锣,扫四旧, 海瑞骂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从文化革命的一开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运就随着文化革命的变化而升沉荣辱,无论丘德功本人,或者农场的干部都对它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政治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刘少奇政治,邓小平政治显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的很多决定不是从组织路途和官僚网络下达和执行的,而是通过他高深莫测的和将来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连接的语言和指令进行的,这些不具有法律严密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将所有的人,从他身旁的亲密战友,到社会底层的一个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被笼罩到它无形的巨大恐惧的阴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心理战术,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说的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大革命。这个诡谲的玄术使他死了几十年后,还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追求它的绝对价值和永久意义,在里面辗转反侧,迷恋忘怀,赞不绝口。
   
   当时农场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怖弥漫在农场的每一个空间,这就像战场开战之前,两军对垒时的寂静一样可怕,人心充满恐惧,个个心怀鬼胎,不知这次谁该遭殃? 因为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VS.人性,从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到一个农场的小小农工,哪一个没有辫子捏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但是表面上这一个个都有辫子被捏住的人都更想显得没有辫子,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就要比没有辫子的人更起劲的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起劲的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看着照片中周恩来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裤子中邱德功说的要藏起来的一条条尾巴在发功,怎么不令人为他难过。贵为国家总理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活着怎么不难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叫做中国通的外国人,想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真是难于爬中国的蜀道。他们可以将中国话讲得地地道道,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和事情的解释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牛头不对马嘴。
   
   终于在一个夜晚,转瞬之间,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和“坚决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头的历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和已经被毛泽东御定为功过相抵的战斗英雄赵风山。
   
   当然企图消灭解放军的现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报也骇然其中。
   
   倒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们反动学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们的问题已经定案,不属于暗藏的坏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农场党委学习了十六条,文化革命的指导文件,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不管怎样,我们是学生,虽然是反动学生。
   
   在大字报出现的同天,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毛骨耸然的景象是农场干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红袖标,上面写着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这个不平常行为增加了空气中的肃杀气氛,既然是赤卫,一定是碰到了强壮的敌人,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 以党委的强大,对付大字报上点名的这几个牛鬼蛇神值得这样严阵以待吗?其实这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自己也不知道要赤卫什么,正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的,毛泽东这次运动要收拾的敌人,正是他们这些这一刻信誓旦旦地准备去保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赤卫队。
   
   大字报一出来后,斗争会已经是箭在弦上,大字报点到的人被拖上了斗争会。这是丘德功面临着的第二次因为唱消灭解放军而开的斗争会。
   
   这一次的斗争会丘德功没有上次的幸运了,既没有徐仁芳给他的认罪机会,也没有“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问汪深有没有听清楚了。只有一个家属怯生生的说“汪师傅,你听清楚了吗?”,汪深混浊的眼睛这次非常明亮,挺着胸膛 回答得坚决和响亮:“我听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再追问汪深,为什么你上次说没有听清楚。代替的是愤怒的口号,和所有人的对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语言逼迫汪深的李云飞正满头大汗的在斗争会上领喊口号,和带领着大家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声嘶力竭的充满情感的声音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上次会场上的同一个李云飞说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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