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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招祸

   
   四队的队部有三个干部,康队长,指导员邵兰新,会计汪深。
   
   康队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原来是解放军的排长,生性好动,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烦恼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里开会,所以他只和自然斗争,与世与人无争,我们的故事对他没有更多可讲的。
   


   会计汪深也是复员军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就担负了全队的工资,考勤,劳保等等一切后务工作,不下地。为了说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绍兴宁波那一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个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国电影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点狡黠,但是没有霸气。他的眼睛很混浊,说话时总是避开人的目光,隐约能感到他对人有些势利。其实他对人的态度只是忠实和精确地体现邵兰新的好恶,而且你也只是隐约感到,说不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在队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不张扬,不多事的人。从他的唯唯诺诺和小心谨慎中,我猜测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么辫子在档案中,只是无法证实了。
   
   现在讲到邵兰新,邵兰新是一个中等个子的胖子,园园的脸,脸上一股正气,没有一点阴诈和诡谲的气色,板起脸来很凶,笑起来时却很可亲,有些像庙里的罗汉。这里说的正气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正人,只是表明这个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却是自己未必知道。邵兰新虽然大腹便便,像个做官的样子,却没有大干部那样的气势,仔细看他的脸颊上两块胖墩墩的园肉,有些红,并不是血色润通的颜色,而是带着风霜吹打出来的血管显露。他虽然凶的时候很可怕,脸上的胖肉还不到横肉的级别。
   
   邵兰新小时候很穷,他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过,小时候要过饭,要不是党我哪能有今天?他说这话时,就像说家常话那样平静,没有很多人忆苦思甜时的矫情,泪流满面,反倒让人感到他对共产党感激的真诚。他从部队转业时是付连级,一直在四队担任指导员。邵兰新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花花肠子的人,所以说话都是朴实的大实话。对他来说共产党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为了穷人翻身,他邵兰新有今天就是共产党带来的,邵兰新对地富反坏有着天生的敌意,对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视,邵兰新一有鄙视脸上就会显示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看丘德功和黄天秀时眼神中那种厌恶,他觉得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都是骑在他的头上,而且现在仍时时刻刻都想着夺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敌人。邵兰新这样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还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样子。邵兰新对我后来态度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里成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听邵兰新开会讲话是非常无聊的,他讲不出什么道理,翻来复去,就是共产党打天下救穷人,资产阶级要用懒、馋、贪图享受来腐蚀革命队伍,夺回他们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兰新,身为指导员,必须以比契柯夫笔下那个紧紧看住周围人不要弄出什么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是我说的,邵兰新不知道什么契柯夫)更负责,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队的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腐蚀。除此邵兰新再讲不出什么来了,通过他嘴里出来的道理倒是都变成了与他亲身经历紧紧融在一起的大实话,虽然其中的连结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很有问题,但它毕竟与我在学校中听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极端偏激,专横,暴道和杀气腾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学中那些政治干部,进步学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沾的大谈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时,身上就冷的起鸡皮疙瘩。那些当年在学校中耀武扬威,将衣服批着身上(那时学校干部的时尚,不将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处慷慨陈词的人,恐怕一个个今天正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搂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记,或者故意忘记他们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别人搞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尔科察京时代了。只是偶尔对身边商业化女人的游戏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时候,会想念和怀念起他们年轻时,充满斗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纯洁女友,他们记忆中的冬妮亚,而自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一个个都充满革命理想,圣洁得像天使!
   
   邵兰新大约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时也想过应该用比较有理论水平的词汇来润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了,先清了嗓子,说,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耳目为之一震,怎么像讲课了,张着耳朵听下去,邵兰新接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因为他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就说成纲,举目张。下面有一半人笑起来。邵兰新发现不对,不知道大家笑什么,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习惯的口头禅上去了。
   
   邵兰新虽然恨地主,恨剥削,恨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回避,他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脱离劳动和得到额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吗?他的身体愈来愈臃肿,不知是转业前就是这样,还是在当了指导员后长期脱离劳动引起的。连不识字对他的话马首是瞻的王奎选都私下对我说邵指导员不如康队长,不参加劳动。当时只要干部一开会,参会的干部就可以吃一顿好饭,虽然那一点点特殊化与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与邵兰新会上成天告诫教育工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腐蚀,和他用眼睛紧紧盯住工人的行为,不正是背道而驰吗?不过我相信以邵兰新的资质,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不可能去想到这些问题的逻辑矛盾的。
   
   有一次邵兰新传达上级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文件,传达完了,邵兰新还没有来得及讲话,老工人张正寿不紧不慢的说“这是远景规划吧”,将会场上的人乐得仰面大笑。邵兰新脸通红,气得两眼冒出凶光,但是没有与张正寿计较,更没有训斥张正寿,而是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这说明邵兰新毕竟还有做官的涵养,知道分寸。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邵兰新虽是直性,也学了一些当官的技俩。
   
   农场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来到农场,到农场工作,这些人没有工资,就以记工分为准。有两个女孩子在四队场院工作,邵兰新看到了,就过来问了一下她们的情况,最后对这俩个女孩子说,你们俩个的工分,一个是九分,一个是七分,你们每天下班前讨论谁是九分,谁是七分。当然后来这俩个女孩子没有上邵兰新的圈套,俩个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轮流拿九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来。
   
   在中国除了杀人犯或者当场抓住的强奸犯, 偷窃犯外,一个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从他的犯罪去理解这个人,那么往往会失至千里。 所谓的反革命, 反动分子, 贪污犯, 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来自于这个人的情况改变, 来自于这个人的实力, 情况与他现有的地位, 财产, 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称, 一旦产生这样的不平衡,这个人就很可能要开始倒霉了,至于倒什么霉, 那并不重要, 而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去自由发挥的。在毛泽东思时代往往容易变成政治犯罪, 在改革开放时代容易变成经济犯罪。我们这里邱德攻的倒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队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级到五级工,工资应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间, 而丘德功是技术干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应在八十多元。一个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资比周围人高,这显然是不平衡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鲍有光的父亲鲍扬廷来了,他从希腊起义回国后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并不高,但是共产党念及他是起义回国,另外给了他一份非常可观的保留工资(一百多元)。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资时,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将退回的工资寄到他家里,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坚决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兴,是人家诚心诚意给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为什么不拿?鲍扬廷说,你懂什么,在一个科室中如果工资高于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后来鲍扬廷躲过了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为他做人的豁智和谨慎。丘德功显然没有鲍扬廷那样的人生阅历,他的遭殃就是从工资开始的。
   
   四队领工资的那天,大家排队,由会计汪深给大家一个个发。丘德功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应该走开,轮到下一个,当时并没有当面点清的习惯。可是丘德功没有走,而是点了一下,发现少了三十元。然后他就将钱摊在桌子上,问汪深﹕
   汪师傅, 怎么少了三十元?
   
   汪深脸通红,也没有仔细点丘德功的钱,就说是吗? 从抽屉里将显然是卡扣的钱拿出来给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准了邵兰新对丘德功的厌恶和丘德功在队里的处境,才敢沾这个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发现而没有当面点清,那么以后查无对证,队里有哪个人会相信丘德功和帮丘德功说话呢?没有想到丘德功会当场点,这使他丢尽了脸。
   
   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钱,却栽下了祸秧。不过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当时情形下有其它应对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认了这个哑巴亏,不揭露汪深,他以后会逃脱命运给带来的灾难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个月后,四队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现刑反革命事情,会计汪深揭发,有人下工回家经过队部门口时,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解放军
   
   
   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2016/04/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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