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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旧文: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朱学渊旧文: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按:友人发来一篇记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的感人文章《真正的精神贵族:她的美曾倾倒无数人,她的痛却不为人知》,我本人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的学生,李佩女士是我们每一个同学最尊敬的先生,二〇〇一年一月初,一干同学与友人Mary van de Water 等在华盛顿聚会,会后众同学命我作文记念往事,作成后首发于当年三月或四月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后来有许多网站转发,题目千变万化,但是至今还有人记得。在李佩先生九九之年,重发旧文和新语《真正的精神贵族》,以颂扬她给我们的教诲和榜样。
   

   朱学渊旧文: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 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那个“北京林学院”也没有死,它是在“四人帮”的时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云南省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还叫人心有余悸;可是那个说是要“几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终于魂归西天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分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 ;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了”的专文,抨击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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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的“团派”的开明空气。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生动活泼,就与“教育官僚”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北大”的循规蹈矩,适成反照。
   
   那时间,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论”的奠基者,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一次加工资(一人几块钱而已),他手握大权,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结果,“工人阶级”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科学家们说话也很幽默机智,记得有一次钱伟长、谈镐生二先生,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问他们二位:为什么“数学研究所”里又分出了个“系统工程研究所”?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决人事矛盾嘛。”一语中肯,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翘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头脑,他大概还没有弄清楚“矛盾”一字的意思。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北大郭罗基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之罪?”的轰动文章,在阅览室里的那张报纸上,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院方也睁眼不管,让它挂了许多个日子。中国茫茫大地上,“言论自由”之风,“林学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忌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着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象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颇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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