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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果——革命濁流中的叛逆者

林立果——革命濁流中的叛逆者 (回本章目錄)
   
   從歷史的角度考量,毛澤東及其追隨者,都是貨真價實的反動派。因此,任何批判、改變、驅除甚至推翻他們反動統治的行動,當屬正義之舉,盡管筆者贊同“茉莉花”漸進政改,反對流血革命。林立果不愿學他父親那樣消極認命,在毛澤東“批陳整風”和“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的步步緊逼下,他要反抗,他要造反,他要用武裝政變來推翻毛氏反動王朝。這里借用毛澤東“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話判定:林立果的行動,不論成功與否,都應視為正氣凜然的英雄行為。
   
   由于在“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相關他的資料少之又少,人們無法看到他的全貌。為了正視歷史,筆者只好從一些知情人記述的褒貶中,捕捉到他的一些生活片段,借而傳之,以告慰英烈。

   
   林立果,1945年生,1966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那一年,天下大亂,毛澤東下令學校從6月13日起停課鬧革命。林立果也同其他學生一樣,參加了紅衛兵,進行大批判、大揪斗、大串連,鬧起革命來。據林彪《日記》記載,到了1966年年底,“運動要失控:學校停課了”,第二年年初,“局勢繼續亂,二十五個省區告急癱瘓”,“‘B52’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感到不安。”而此時,1967年1月23日,中共發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中援引毛澤東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月19日,中共又將軍隊“支左”任務發展成“三支兩軍”,即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的群眾組織)、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1月25日下午,一百多名“聯動”的貴族紅衛兵骨干,因挑戰毛澤東而被捕,被監禁在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審時度勢的林彪,同夫人葉群商量后,便利用權力將林立果送入部隊,一如當年毛澤東送長子毛岸英入志愿軍司令部當彭德懷俄文秘書那樣。入伍幾天后的1967年3月,林立果便走馬上任,當上了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開始了他短暫的軍事生涯。
   
   林立果是個有遠大抱負的青年。他像世上大多數獨生子一樣,從小就備受林彪和葉群的寵愛,他和他的姐姐林立衡,被林彪稱為自己的“一對眼珠子”;他長得很像林彪:細高的個兒,白凈的皮膚、單眼皮;他的小名“老虎”的“虎”字,也只是比林彪的“彪”字少三撇。據熟悉他的人講,在青少年時期,他很文靜,喜歡讀書,特別愛鼓搗無線電,他性格很靦腆,有時和生人交往都會臉紅。在他的臥室里,擺滿了各種書籍和電子器件。(圖21-1)
   
   圖21-1:林立果(右)與林彪
   
   正因為他出身名門,歷史從他降生之日起就給了他許多出人頭地的機遇,享受到常人子弟難以想象的殊榮。當他走馬上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時,他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四個月后,經空軍司令吳法憲和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的介紹,他成了一名共產黨員,使一切都名正言順了。在吳司令、周主任等人的關照下,他快速成長起來。1969年10月,他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
   
   他的火箭式發跡之路,被人諷為“一年兵,二年黨,三年副部長”。對此,筆者認為,在封建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發跡之路”實屬平常。君不見:剛畢業不久的肖力,才當了幾個月的記者,就當上了《解放軍報》總編(時稱總編輯小組組長),因為她是毛澤東愛女李訥;一個嬌小嫵媚的基層譯電員謝靜宜,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沒有經過逐級上爬、舉薦,一躍而任北大、清華兩所頂級大學的第二把手,因為她曾是毛澤東寵幸的“秘書”;遼寧省革委會主任、沈陽軍區的政委(兵團級以上)毛遠新,也是火箭式的干部,因為他是毛澤東的侄兒。因此,林立果榮任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是毛澤東時代“無產階級組織路線”的體現,是順“理”成章的“正常”推舉范例。
   
   不過,吳法憲并不認為,他提拔林立果僅僅因為林是貴族出身,他認為林也確實干過一番事業。他回憶說:
   
   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一個調研小組,專門從事科研活動,林立果非常注重對外國軍事實力的研究,通過調研小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發明創造,如遠程雷達等。對于如何提高空軍的整體實力,林立果也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議研制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以及“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等,這些都不是坐吃干飯就可搞出來的東西,而是要腳踏實地作研究的結果。
   
   對于遠程雷達,當年空軍有一份報告對林立果的調研小組加以肯定:
   
   如何先發現敵人向我發射的攜帶核彈頭的導彈,這是當前戰備工作中一個亟待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空軍組織一批力量進行了研究和試驗,并且初步取得了成功。這項研究,就是在原有用于偵察敵機的地對空雷達設備的基礎上,大膽進行技術革新,使它能夠改用偵察來自敵方的導彈。這樣,如果改裝幾台這樣的設備,把它布置在北京四周的適當位置上,就可以在敵人已向京發射導彈之后,使北京能夠得到五至五十分鐘的預警時間。這項革新對于首都的安全是一個貢獻。
   
   對此,因在“調研小組”當翻譯被判五年徒刑的陳倫和,也持吳法憲的看法。他在25年堅持上訪的“申訴書”中寫道:
   
   1970年4月,我從陜西的空軍二炮學院調到空司科研部資料翻譯處任翻譯,主要工作是編譯外軍軍事技術資料,供空軍首長參考。曾記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會議室,部長魏堅向大家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揚林立果在空軍搞科研,夸獎他敢想敢闖,專門寫了批示,還與他一起合影。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部里的大會,印象尤為深刻。并且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兒子叫林立果,在空軍任作戰部副部長。……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澤東所表揚的那樣,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國外的軍事和技術雜志,掌握動態;不斷地給王永奎(筆者:空軍情報部技術處副處長)、許秀緒(筆者:空軍雷達兵部技術處副處長)等人布置技術項目(如:彩色電視接收、飛行儀表的地面報警;電話機長途通話的增音等)的課題;還進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電器。由此產生大量的翻譯任務,而且進度很緊,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帶上一紙箱的詞典和書跟隨到哪里工作的狀況。在這一年里到過廣州、汕頭、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滬期間未隨他去過蘇州和杭州。
   
   但也有人并不完全認同吳司令和陳倫和的說法,林立果的頂頭上司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是其中之一。魯珉者,空軍一級戰斗英雄也。1980年大審判時,被定為林彪死黨,判10年徒刑,后又被悄悄釋放在家。他對來訪的作家張聶爾說: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學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識還可以。那個時候全國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處看外國書籍、錄像、電影。那時候誰也不懂錄像,他弄了個機器,怎么拍怎么拍,還能鼓搗一通。他也異想天開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過在我面前還不敢裝腔作勢。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飛機對接,我說那個美國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問我行不行,我說美國都沒搞成,英國搞了個“獵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陽飛機制造廠的設計人員都請到北京空軍招待所,葉正大(葉挺之子,飛機設計專家)也參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懷(原空軍副司令)也叫去了。葉正大很聰明,說,關鍵要把發動機搞出來。其實是托辭嘛。
   
   魯珉回避了遠程雷達問題。人們對人對事的評價不可能絕對一致,這是社會意識的自然形態;而“輿論一律”或“主旋律”強制統一,則是對社會意識自然形態的惡性扭曲。吳法憲、陳倫和對林立果的“褒”與魯珉的“貶”,反映了社會意識的多樣性,盡管他們的動機各不相同。但從一褒一貶中,人們就會做出自己的判斷。筆者認為,林立果是個有很強事業心的青年,他的“異想天開”恰恰是開創性事業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林立果又是個雄心勃勃的叛逆者。張聶爾在《魯珉談林立果》一文中寫道:
   
   林立果沒有社會經驗,卻過多過早地接觸了社會最高層的政治內幕,中國當時處在與世界隔絕之中,林立果卻大量地看閱了國外畫報、資料、電影、錄像……他的純情和理想在這種尖銳的對比中一下子擊碎了,思想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年輕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顯然,這是“主旋律”的聲音,但這種聲音客觀上反映出林立果叛逆精神的形成過程。
   
   無產階級革命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無一不是靠謊言和鎮壓來維系的。在毛澤東統治下,政權的最高層,充滿了陰謀和爾虞我詐,內訌不斷發生。這些高層的政治內幕,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不許老百姓知道,否則,骯臟的內幕會助長叛逆,引起社會動蕩。當年筆者身居蒿蓬間,在“輿論一律”中,聽到的盡是“偉大、光榮、正確”之聲,而目睹地方官僚的胡作非為,卻還以為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唸錯經”了呢!但林立果卻沒我等之愚昧。身為副統帥的公子,雖沒有證據證明他看過林彪《日記》,但在耳濡目染下,他一定會知道許多高層的骯臟內幕。事實上,當他踏入社會后,這些骯臟內幕,便從他平時的言談話語中表現了出來。
   
   據魯珉回憶說:“據說林立果人挺聰明,有些特點真像林彪,有時看問題說話還真尖銳。有一個人正在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斷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對他說:這樣斗來斗去就像絞肉機。這人一聽,茅塞頓開,頓時感到了心靈的悸動和思想的撞擊……”又據林立果的女友張寧回憶,當她向他提出清查“五一六”運動擴大化時,林立果不假思索地說:“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蘇搞出那么多,上海就沒一個?都是張春橋和許世友在爭奪勢力范圍。那個張春橋就怕掌握不了軍權。”當她提到林彪也說打倒“五一六”時,林立果不屑一笑地說:“你知道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名言嗎?他說政治斗爭是最骯臟的,無實話可言。”還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教育正規、條件優越、潛力很大,但沒有出息。文化大革命都起來造反,革命者都成了反革命者,‘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顯然,林立果的言論,對于當年包括張寧在內的年輕人來說,不但不敢說,恐怕連想都不敢想。因此,當年的張寧把林立果的言論視為“邪端異說”。
   
   了解高層骯臟內幕的林立果,大膽地發表些“異端邪說”,是坦率和嫌惡的表現。他的坦率遠比那些謊言連篇的“偉光正”者、遠比那些溜須拍馬的精英們要誠實得多,盡管并不證明他叛逆。但他的嫌惡卻有反毛、反高層骯臟的征兆。這些在魯珉回答張聶爾時已經表現了出來。魯珉抨擊林立果道:“在他眼里,中國就應該他來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話下。后來我聽林豆豆講,林彪在他眼里也過時了,也不行,他們只不過要林彪這個牌子。那時候提起劉亞樓,我們都講劉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個劉亞樓。哎,我想,劉亞樓跟你父親同輩的,小毛孩子還挺狂。對吳法憲就更不用說,就叫吳胖子。”魯的抨擊,與其說林立果不尊重長輩,倒不如說他是父輩們的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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