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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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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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习近平

   是是非非习近平
   
   习近平先生与毛氏同为中共领导人,当然有共性,但因此一视同恶,则非实事求是的态度。两人思想区别是非常鲜明的。如果说毛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习就是马克思加孔夫子,即东海几年前指出的“立马向孔”:立足于马,倾向于孔。
   
   马克思与秦始皇,精神相通同恶相济;孔夫子与马克思,正邪对立难以并立。但是,奢望习迅速弃马归儒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习有此心也无此力,政治环境、社会条件、文化基础皆不具备,视儒为敌的人还很多。即使大儒处在习的位置上,也不可能迅速回归儒家正道,重建中华正统。


   
   官方和民间,高层和底层,富豪和贫弱,国内和国外,马列派和西化派,政治追求文化立场因人而异,但在反儒方面不约而同者众。最可悲的是,不少民主人士指马为儒,把马家造的孽归罪于儒家;甚至赞马批儒,肯定马学有正确性,诬蔑儒家有奴性,诬蔑仁义道德吃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暗地里、半公开甚至公开地不断捣鬼挖坑和设置路障,阻碍儒家复兴。
   
   在一时不能去马的前提下,立马尊儒不失为次优选择,优于马家原教旨,优于马家与法家结合,也优于马家修正主义。有志之士可以批评习近平对马主义立场的坚持,可以批评他尊儒不够,但不应否定他的向儒努力。向儒就是倾向文明,倾向中华。
   
   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派基础已经崩溃。而儒家尚无政治和社会基础,不具备行道条件。相比薄氏和儒家,习先生无疑更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换言之,这个时代共业不坏不好,国人虽不至于吃毛家二遍苦受二茬罪,却还不配享受儒家王道的美好,积不善之国尚有余殃也。
   
   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就像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样。弃马归儒同样有赖于量变的持续,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积弊深重,弃马归儒、重建中华不是一蹴可几的。习近平本身不能彻底弃马、真正归儒,但他为儒家复兴提供了通行证,为延续百年的反儒恶潮画上了句号。这就值得肯定和感谢。
   
   论意识形态,儒马不两立:孔子哲学仁本,政治民本,制度为礼制和民有制;马氏哲学物本,政治党本,制度为党主制和公有制。然而,就政治现实而言,“儒马兼通论”亦颇有意义,向儒的过程就是去野蛮、去邪恶的过程。
   
   另外,就学理而言,儒马不相容;就学者而言,儒马会互变。儒生而立之前,立足未稳,如果学习马学,可能堕落为马主义者和拜物教徒;马主义者在彻底物化、断绝善根之前,若有机会学习儒学,也有可能逐渐上升,变为正人君子。儒学饱含着真理,诉诸于良知,对学习者自有潜移默化的力量。
   
   君子论理论事,善则善之,恶则恶之,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如理如实,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绝不能苟是苟非,苟同苟异,苟誉苟毁。对任何人都不能,对领导人也一样。苟是苟同苟誉,那是谄媚甚至逢恶;苟非苟异苟毁,则是欺君讪上卖直沽名,皆非君子所宜也。
   
   孔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倒孔反儒之后,讪上卖直的风气在知识群体中特别流行。讪是诽谤诋毁,非正常批评。讪上卖直,以诽谤高位者卖弄自己的正直,缺乏实事求是之心,只有哗众取宠之意。五四至今,除了毛氏,不被讪者几希,略好一点的领导人都会被讪,蒋介石先生被讪得最惨。
   
   论整体品质,民国知识分子虽高于马邦知识分子,但非常有限。大多数人缺乏中华文化修养,缺乏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贡高我慢,轻浮狂躁,或热衷索隐行怪,标新立异;或喜欢骂孔媚民,讪上卖直,无礼无畏,下流做派。
   
   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先生视察安庆。蒋介石直呼校长刘文典之名,指责他没尽到责任,刘则骂蒋为军阀,还扑上来要打。人们或赞美蒋先生宽容大度,或赞美刘文典文人傲骨。其实刘文典轻浮可厌,误人子弟,误导社会。类似刘文典当面非礼的不少,利用文章讪上的更是层出不穷。
   
   胡适算是好一点的,但也只有名士之风,缺乏大人之范,身为政府高官,在文化政治上屡屡与国府及蒋先生唱反调,甚是害事。看到过一张蒋介石与胡适并坐的合影:胡一手插兜,架着二郎腿,目光倾斜,神态自信而轻浮;蒋双手放在腿上正襟危坐,颇有拘谨局促之色。这张合影形象地暴露了双方文化道德底蕴的不足:蒋缺乏自信和威重,胡缺乏诚敬而自以为是。
   
   杨雄说:“妄誉,仁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贼仁近乡原,贼义近乡讪。”对习近平,现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体制内普遍苟同苟誉一味吹捧,江湖各派喜欢苟异苟毁一味反对,连习做对的事、说对的话也反对,这就是乡讪。东海特此重申,习近平与中共和中共历代领导人有所不同,应该区别对待。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则第二条说:“本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其中马列毛思想是剧毒,邓三科理论是垃圾,唯习讲话不乏可取之处,不宜一视同邪。
   
   习讲话马列味淡了,功利主义的庸俗味也淡了,而文化味、儒家味、中华味有所上升,其中孔诞和五四的两篇讲话又最有代表性。习的尊儒尽管还停留在口头上,但比起毛氏公开灭儒的野蛮和邓氏目中无儒的低俗,已经天地悬殊。相比满口男盗女娼,领导人能说人话乃至儒话,是破了马邦的天荒。
   
   或说习近平说什么,做什么最重要。此言奇蠢。思想决定行为,理论指导实践,领导人的言论是其政治思想和治国理论的表达,重要性非同小可。都是中共领导人,毛氏尊崇商韩,盗言娼语,政治特别诈力;胡赵推崇西学,正言真语,行为相对文明;习近平倾向儒家,言有儒味,是历代领导人中最不坏的。
   
   东海深深认识到,倒孔反儒是百年人道灾难的最大根源,政治性反儒派是最大的反动派,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最大祸害。让体制内反儒派有所转变或不敢公开反儒,结束了百年反儒恶潮,是习近平一大功勋,比反腐更重要更有意义。东海极端痛恨毛而有限拥护习,原因在此。
   
   当然,习近平若要上升为中华领导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文化(指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制度、领导三者,文化最重要,制度次之,领导又次之。但是,在文化、制度俱恶的时代,领导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文化和制度就难以改革;而不能改革文化和制度之恶的领导人,也非好领导。
   
   一边坚持马主义立场,文化上一边赞肯孔子和儒家,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长久之计也。儒马的矛盾源于三观的对立,具有不可调和性。人为强行调和,在政治上或是一时不得已,在思想上则纯属乱弹琴拉郎配。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的态度应是:欢迎知错必改,向孔子靠拢;不许李代桃僵,借儒家还魂,不许借孔子名义推销马学,借儒家招牌贩卖私货。儒家是儒家,马家是马家,两家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原则区别,难以兼容,无可调和。改邪归正、逐步归儒是马家的最佳出路。
   
   “马主义指导出来的,党必恶党,国必恶国,社会必恶社会。”这是历史性的铁判,纵是众神诸佛,无法更移分毫。要改党救国,改良社会,就必须彻底去马,这也是天理人心的必然,历史的必然。
   
   百年一轮回。百年前是去孔迎马,弑父拜贼;而今是去马迎孔,驱寇迎亲。中国的时间从“打倒孔家店”结束,又将从“打倒马家店”、重建儒家圣殿而重新开始。儒家一阳来复,历史大势已定,尊儒者兴,顺儒者昌,蔑儒者衰,逆儒者亡。这是不以某一群人包括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
   
   要从宪法中、政治上去马,首先必须彻底清算马学毛思的错误。这方面文化人必须先行一步。政治改革,无论改良革命,思想和舆论都必须先行。儒家代表中道、中华和正义,政治上强调惩恶罚罪,思想上则致力纠错辟邪,对流行的谬论邪说进行批判清算。奉天承运吾来也,东海先走一步了!2016-4-25余东海

此文于2016年04月2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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