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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方励之先生

   1987年的时候,我对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非常反感,就像反感1983年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和紧随其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样。(我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竟然因为留长发和在寝室贴了一张提香的裸女画像,而受到学校“严重警告”的处分)。如此,我对当时自由主义的三位主要代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都是非常的佩服。于刘宾雁,我知道他是接近于他所写《第二种忠诚》思想的人物,所以有些微词。于王若望,我当时总还是对他有些不够深入了解。唯有于方励之,我之前听过他的演讲录音带,了解他在科大时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和87学潮的关系,因此我对他更是心仪已久,敬佩有加的。
   
   正因为如此,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5月17日,由我率领的四、五十人,正是制作和扛着一面“倒邓拥方--湖南各界请愿团”(“倒邓拥方”即“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的大旗进京的。我一门心思的想着能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方励之。可没意料到的是,我们下了北京火车站,一路高呼着“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可是还没等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就遇到好几拨北京的学生,说我们的口号有些偏激,建议我们取消。我们有些不得已,一商量,也就取消了我们的口号。最后,也就是到我们砸毛像的5月23日为止,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不仅没见到我们一心想拥护的方励之,反而被我们一心想打倒的邓小平给彻底打倒了。
   
   1989年5月的北京,确实是万众瞩目,举世聚焦。当时,像我们一样的人是希望方励之先生能够站出来的。或许,更多的人是希望赵紫阳能够站出来的。我们甚至在5月21日上过纪念碑,建议“北高联”自组政府。可是,期盼者一直在期盼,被期盼者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方先生呢,是宁愿选择钻进美国大使馆做缩头乌龟,也不愿上天安门做可能被杀头的领袖!赵先生呢,到最后倒是被人逼出来了,他竟老着脸皮的劝学生们投降和放弃,其意就是,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就这样,等到六四凌晨一声枪响,天安门学生竟作鸟兽散!我一直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无比耻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更有甚者,这一行为后来竟被美其名曰“胜利大撤退”,而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竟为此而邀名请功!


      
   方励之是1989年的中共头号通缉犯,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方励之避难”事件中,唱主角的是邓小平,配角是布什,方却是成了任人摆布和利用的木偶。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关键时刻敢杀人、能杀人,也敢出丑的家伙,他处理此事的手法,可谓真正做到了是,“既当了婊子”——把方励之礼送与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实质性地改善了他当时很想改善而又很难改善的中美关系,而从全世界的一片制裁声中缓过气来。我还记得1990年的夏天和难友们聊天,湖南岳阳被判十年的樊立新就说:“到底我们的头是谁啊?方励之吗?为什么我们要坐大牢,人家却躺在大使馆睡大觉,还要被送到美国去啊?”
   
   2009年4月吧,我还在曼谷申请政治避难,从《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方励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主何时能实现? ——纪念‘五四’九十年 》。此文写得实在是立论高远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哈哈大笑,最后是通体舒泰。有感而发,本来我是很想写一篇《方励之先生的乐观和悲观》的文字的,可拖到现在,也没写成,大概以后也不会写了,权以此文代替好了。方先生在他的妙文中,写了他在1989年4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的一个预言。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然后,他又写道:“讲后,立刻有友人评道∶“老方,你这个估计,只是个一级近似吧。”我答∶“当然,一级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级吧,所以误差都不能写。”
   
   评方励之先生,就不能不评“六四”。“六四”虽然过去27年了,可有些话于我却是如鲠在喉,不能不说。1989年,我总算是九死一生,被判无期。现在看来,似乎判的很重,而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无异于是从阎王殿中捡回了一条小命。出狱后,看到太多民运人士的“六四”评价,却是让我唏嘘不已。有些评价几近于颠倒黑白,让我无法苟同,甚至让我因此而绝望于中国民运的前途。虽然人微言轻的我,深知无论过去现在,都无法改变中国民运的发展大势。但抱着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怕引起多大误会,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我以为,27年来,评价“六四”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很少有人指出:八九民运虽然波澜壮阔,但其中最绚亮的莫过于民眾奋起抗暴!相反,倒是有人对抗暴民众视而不见,甚或污言相加。我相信,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只能是注定永远没有自由民主希望的民族。那些在枪响以后,不惜以自己血肉之躯反抗暴政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从任何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死,让独裁者发抖,也让我们生者羞愧。第二个误区是,明明学生从来就没有激进,后来慢慢却被说成是学生激进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学生激进了。明明从四二二开始,学生们就是“跪着造反”,甚至从五二零戒严,一直到六三晚上,学生们都是在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而犹豫不决。什么“六四”运动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说法,简直是在为暴政背书!可以说,正是当时民众和学生的软弱和犹豫,成全了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名誉扫地的邓小平,要在全党全国重新“杀人立威”的想法。
      
    方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我也知道,我对方先生的评价,未免有“苛求于古人”的味道。但1989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次空前绝后的绝妙机会,与之失之交臂,实在太让人扼腕叹息,伤心不已!不管怎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似乎注定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内部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权恐怕都能维持下去。这个时间甚至可能超过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2016、3、28 于Indianapolis
      
(2016/03/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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