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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中国金融的『世界接轨』?

2016年4月1日

怎样看待中国金融的『世界接轨』?


    经过二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今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了经济周期的全面衰退时期。
   

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资本主义经济有明显的周期性,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一种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经济、掩盖周期的经济。在中国毛泽东时期,公有制也不是纯粹的,还留有『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资本主义尾巴』,大一些、粗一些,也会显露出一些周期。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私人经济的成长、国有经济的变相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拉长扭曲了经济的周期性,表现出二十年长期高速增长的现象。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 它是经济运行中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性变化,可以分为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
    一个理想的、纯粹的市场,不需要政府干预,可以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出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纯粹的市场,只能在小市场或大市场的小范围内存在。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常不能产生理想的社会结果,但亚当·斯密对他那时经济的观察使他确信,政府干预的结果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相比,更有害处。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是有条件的。从今天的语言说,最重要的条件有三个:
   

一是完全信息假设,


   经济行为人拥有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交易者是诚实人还是骗子;

二是完全竞争假设,


   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能预测自己的行动,不会影响市场结果;

三是完全商品假设,


   也就是说,交易对象是有使用价值的『完全商品』——工农业产品,而不是今天的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不完全商品』——金融产品。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 经济学家一直在围绕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关系发生争论,但他们不去仔细考察自由放任的前提条件。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是一位社会革命家,他主张消灭私有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公有制社会。马克思建立公有制社会的理想,没有能在欧美国家实现,在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变成了现实,这是在一个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两个闭关自守的孤岛。
   由于苏联中国与外部经济基本上隔绝,经济发展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控制,无论是经济增长和停滞、大跃进和大饥荒,基本上都是政治现象,经济的周期律似乎不起作用。如果以百年、千年长的『时间尺度』观察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中国,斯大林和毛泽东时期,实际上是用国家权力强力压制经济表现出『周期性』的时期。我在二000年第一天《欧洲日报》上发表的《展望第三千纪》中说:『共产主义的兴起是第二千纪末期人类史的插曲,这是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威胁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为抵抗殖民化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面对殖民掠夺和自由贸易的进攻,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就成了一道闭关自守、自我窒息的围墙。』当俄国、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後,经济发展的周期律就明显发挥作用了。
   

四万亿人民币推迟了周期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欧美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有长有短。三十年代大萧条後,欧美各国开始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控制。国家权力可以拉长扭曲经济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中几乎看不到商业周期。八十年代初,美国发生了一次经济衰退。经过八、九十年代的长期扩张,到二00一年又发生了经济衰退。二00八年开始的衰退,也是一次影响全世界的、规模巨大的金融风暴。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的经济。经济周期表面上被掩盖了,五十年代後期的大跃进,接踵而来的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这是一种被国家权力扭曲了的一种周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引进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中国尽管保留着大量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但掌握这些企业的权贵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财产,凭借权力任意掠夺国家财富。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经济模式,经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个十年的发展,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两极分化超过了欧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按理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必然地会在中国表现出来,但由于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中国经济,这种周期被一次次推迟了。最突出的是,面对二00八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加大了货币发行量,投入了四万亿人民币,把中国的经济危机大大推後。二0一五年的股市风暴、产能过剩和人民币的贬值表明,中国已经无法逃避经济危机的到来,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律,从扩张到顶峰後,在被称作『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全面衰退。
   

产能过剩和『适度增长率』


    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领域的最大祸害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政府首要经济职能不是提升GDP,不是为了实现乌托邦宏图,而是实现『低失业率』和保持『物价稳定』。政府的政策不是为了追求高增长率,对一个国家来说,在没有科技重大创新的情况下,应当把长期维持『适度增长率』作为经济目标。所谓『适度增长率』是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增长率。内战、政变、动乱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和崩溃,而缺乏法治和经济领域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是内战、政变、动乱的起因。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能在数十年、数百年中长期没有内战、没有政变、没有大规模动乱并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就必然地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只有『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才是政府经济最重要的目标,所谓『完全消除失业』、『全民住房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也许可以在小国实现,对世界大国来说,这是当代的经济乌托邦。事实证明,设定这种目标将造成的一系列新的严重问题。
    设定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但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带有强制性,就会就妨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营。『保六保十』的思想,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残余。在计划经济下,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的市场,所以计划经济总要反复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按比例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防止产能不足和产能过剩,一旦出现产能不足和过剩,就用人为的方法加以改变。在追求高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按比例发展』往往不能实现,而且为了实现高增长率,各级政府经常把『按比例发展』置于脑后。现在中国在许多领域中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根本上说是国家权力和追求GDP高增长率、严重妨害市场经济正常运营的结果。
   

放松资本流动监管的困境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把目光转向世界,开始引进资本主义世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经验。一九八二年宪法,严格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任期和最多连任一次的限制,为有几千年帝制传统的中国保持共和政体建立了良好基础,但八二宪法,把国家武装力量统帅权从最高国家行政权中分离出去,江泽民在不担任国家主席後仍然凌驾于胡锦涛之上,造成了国家权力分散的『多头政治』,这正是中国法治松弛和政局不稳的制度因素。江胡二十年,中国经济在不计成本追求高GDP增长率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
    今天的欧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福利主义尽管存在诸多弊病,但抑制了两极分化的过度发展,今日欧美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变革,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改变了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现在大約一半美國人口都躋身於股東的行列。法治和民主的发展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国家政权的『非程序更迭』。
    然而,江胡时代以来的中国,看不到欧美资本主义这些变化,拒绝民主自由、厉行法治、保障人权、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同时,权贵资本集团把目光集中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用金融掠夺人民财富的种种方法上。中国需要在厉行法治和私人企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中国的权贵集团和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践踏法治和抑制私人企业发展的同时,在『世界接轨』的名义下,在三个方面急于求成,企图把中国引入歧途:一是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二是要求人民币尽快实现自由兑换;三是要求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加快开放资本市场。
    在中国,股票市场是发展最快、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中国股市充满惊涛骇浪,暴涨暴跌。股市暴跌前,在交易時刻,雙方都認為自己財富沒有減少,實際上,其中一方,交易到的股票已經大大減少或完全喪失了價值;『財富』不是在股市暴跌時发生『轉移』的,而是在『交易』的當時,和平地、自願地『轉移』的。去年年中股灾造成四十万亿元财富『蒸发』,其中没有发生交易的股票属于『账面变化』,可以说是『纯粹蒸发』,大部分财富,是从一些人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当政府出手『救市』时,这正是把政府投入的资金和政府要求一些机构投入的资金转移到少数『聪明的投机者』手里的时候。总结一下二十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情况可以看到,由于缺乏法治和监管,中国的股市的首要功能,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财富转移,而且,这种转移,主要是数千万『散户』向权贵资本集团的转移。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的那些人,不少是这个权贵资本集团的成员和依附于这个集团的说客。
    二00五年七月,中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不再订住美元,从这时开始,到二0一四年,人民币升值了百分之三十。当人民币一路升值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将很快可以实现。去年八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四,去年十二月以来,人民币不断贬值。如果人民币现在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必将使国际上产生大规模抛售人民币现象。一九九二年,当英镑贬值时,索罗斯从一个短期的英镑对马克的头寸中,抛售七十亿美元的英镑,购入六十亿美元的马克,就赚取了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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