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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谈钱钟书——致北京友人书

谈钱钟书致北京友人书


严家祺2016-3-22


    有关钱钟书的文章看了。我与钱钟书杨绛在干面胡同住同一栋楼近20年,他们都是与人为善的人,钱钟书洁身自好,但与人为善。钱钟书是『比较文学』专家。杨绛你也熟悉,现在105岁,她90岁後出版社书,写得非常真切,平平淡淡,意境高远。

杨绛对『人际关系』有一段名言:『在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这与政治无关,全世界都是这样,这就是『人性』。人有『神性』,也有『动物性』,人都一样,没有人高人一等,也没有人是『圣人』,有没有『学问』都不能改变『普通人性』。钱钟书也不例外。1973年他与他同住一个单元的同事濮良沛打架,这是真的。当天,濮良沛到我家,他确实被钱钟书用什么东西打了几下,皮肤上轻微受伤,有些瘀血。同住一个单元、同用一个厕所、一间厨房引起纠纷是难免的。濮良沛当时大概30岁,对六、七十岁的钱钟书不敢还手。但钱钟书确实打了濮良沛。因为钱钟书名声大,濮良沛有口难辩。不过现在濮良沛,我听中国来的朋友说非常有名,他写文章用的是笔名。

   

『人和人相遇,靠的是一點緣分。人和人相處,靠的是一點誠意。人和人相愛,靠的是一顆真心。』


   我们在文革中经常在一起,我们反对王关戚,文革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你我做了许多事,我开始与你一起编辑《长城报》,揭露批判王关戚,现在看来也没有错,《长城报》上发表的《政治斗争三原则》,现在已是『至理名言』。后来我退出,实际上你就是《长城报》主编。1978年到1979年初的西单『民主墙』,只有《北京之春》一个刊物,铅印了一期,就是你做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一期铅印的《北京之春》,我拿了几十本在京西宾馆的『理论务虚会』散发了。你默默无声做事,从不宣扬。我还写文章谈自己,你从来不求名声,这就比钱钟书更伟大。钱钟书比不上我们一般人的地方,就是实际上还很要名声,自以为有些学问,怕在普通人面前『暴露』人性弱点,因而不愿与普通人接近。但说那篇文章他是『学问家,不是思想家』,还是有些贬低了他。他既是大学问家,也有思想、明辨是非,有正义感。他与濮良沛打架,我觉得是濮良沛老婆嘴太厉害,使钱钟书受不了,只能诉诸暴力。所以,『大学问家』也是普通人。
   
   我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一篇稍微有些贬低高行健的文章。因为高皋与高行健的前妻王学昀是小学、中学同学,王学昀的父亲还是南京大学教授,是高皋父亲高植的同事与好友。

高行健得诺贝尔奖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贬低王学昀和他父亲,这使王学昀多少年中不高兴。


高皋要为王学昀『出气』,


   就以我的名字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一篇稍微有些贬低高行健的文章。我的文章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皋在离开中国后不久、高行健还没有得奖时写的文章中的话,2013年我因常常为香港报纸写文章,为了发表方便,就没有另署高皋名。这件事让写钱钟书那篇文章的人很不满,还到一家出版了我的书(其中搜集了贬低高行健的文章)的负责人那里说,我这样对高行健是不对的。
    我读了那篇谈钱钟书的文章,我不愿『指名道姓』,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近二十年来,我绝对不涉足政治。对于社会,我也仅止于关怀,绝不直接拥抱社会是非。』我们都是普通人,对『社会』不能说『关怀』,只是『关心』。作家要明是非,要有正义感,鲁迅、钱钟书都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多少还知道这点道理。
    又及,现在你80多岁,说你好话,已不是『吹捧』。
   【在网路发表时,涉及『学部文革』有删节】
(2016/03/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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