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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决定论可以休矣


徐水良


   

2016-03-21


   

   
   笔者坚持不懈地批判表面两极对立的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他们共同的哲学基础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论,已经二三十年。但迄今,仍然常常看到经济决定论,私有制和市场决定论等许多陈词滥调。今日看到莫之许先生《体制正在吞噬民间社会》一文,又是用这种陈腐思想和哲学来解释、并企图以此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典型。
   
   莫之许先生通篇谈的是中共利用公权力对民间社会进行政治打压。而他说的民间社会,不是说的私人社会,实际上说的是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并且他的民间社会,正是与公民社会概念相混合、相通用。而公民,不是指私人领域的私民,而是指人作为公共领域的公民而言的,说的是人在公共领域公共关系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能会对公民和公民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和一定反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
   
   在中共垄断公共领域和公权力,霸占公权力作中共私产,全力打压公民社会,即莫之许先生说的民间社会的时候,公民及其公民社会,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最多只能产生某种萌芽状态。而中共对民间反抗和公民社会,采取“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方针和策略。所以,只要中共专制统治及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方针不变,公民社会就无法形成,更不可能成长、发展、壮大和完善。这完全是一个由公共领域的政治状况决定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能够决定的问题。再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对公民社会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起决定作用。尤其是不能对共产党极权专制下的公民社会起什么决定作用。用市场经济决定论之类谬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根本解释不通。而且,实际上,恰恰正是把主要原因搞反了。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论分析市场经济决定论陈词滥调的谬误和危害。
   
   1、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狂飙式地掀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潮,他们在马列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把马列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也就是全盘公有化,计划化、非商品化,简单地、教条式的反一反,鼓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就变成了他们新自由主义的万能教条。他们充当中共特权官僚、太子党和权贵集团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
   
   他们不听我的再三警告,即警告在特权官僚专制条件下,而不是在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市场化经济改革,那必然变成特权官僚权贵集团的抢劫掠夺和谋私。他们坚持鼓吹经济决定论,鼓吹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鼓吹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等等荒唐谬论,成为邓式改革——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式改革的最大的理论吹鼓手和急先锋。
   
   2、历史证明,本人事先再三警告和预言准确无误。邓式改革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颠倒改革程序,在特权官僚权贵专制条件下搞私有化市场化,变成特权官僚权贵们的史无前例的空前的大抢劫大掠夺。
   
   3、所以,历史证明,造成中国目前的状况,包括私有化抢劫掠夺造成的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特权官僚权贵集团肆无忌惮打压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等等问题,恰恰正是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鼓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先经济改革,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的谬论,伙同特权官僚权贵集团而制造和造成的问题。
   
   现在他们还要继续鼓吹这类谬论,那就只能继续制造和发展包括贫富对立、权贵集团肆无忌惮打压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等等大量问题,而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
   
   4、恰恰与自由主义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鼓吹的、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改革的预言相反,邓式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使特权官僚权贵以私有化市场化为名搞大抢劫大掠夺,制造了一个全力阻碍政治改革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邓式改革人为地为政治改革制造了强大的阻力。特权官僚专制条件下的邓式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他们制造了这个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为了保权保统治保私利,必然要反对政治自由和政治改革,反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加强权贵专制。他们必然无限期推迟或者永远拒绝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改革,相反,却把政治改革推得遥遥无期,越来越远。
   
   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鼓吹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决定论,不仅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相反,大大阻碍了政治改革。特权官僚权贵集团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肆无忌惮的打压,他们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决定论等等这些谬论,负有很大责任。
   
   5、随着既得利益权贵专制和阻力集团的形成、发展及壮大,他们必然要加强他们的专制和专制控制;而他们的抢劫掠夺和专制,又必然激起民众和民间社会的觉醒和反抗,随着民众和民间社会反抗意识和行动的强化,他们反过来又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对民众和民间社会的打压。这就是权贵集团越来越强化他们对民众和民间社会的专制打压和维稳力度的原因。
   
   但反过来,权贵集团及其专制倒退,又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一旦民众和民间社会的反抗强度超过他们的专制倒退能力,社会仍然将顶住权贵专制的倒退压力,艰难前进。这样,使得权贵专制和民众的矛盾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和激化。
   
   6、正是在矛盾和对立空前尖锐,民间反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权贵集团,尤其是红二代,包括习近平,企图用比过去更强大的专制力度,加强对民众和民间社会的镇压,来保权维稳。
   
   7、推动民间反抗的主要诉求,是民主,是要求公共权力的公有化,反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包括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官员权力私有、反对权力市场化、商品化,反对权钱交易等等,才是推动民间反抗的动力;而不是相反,不是支持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才是民间社会反抗的原因和动力。因此,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者,其中最极端的,不仅主张教育、医疗、公共福利、公共事业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而且主张私人承包政府和公权力,要求公权力商品化市场化,他们把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包括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当作解释一切的万应灵丹,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把包括公权力在内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说成推动民间社会反抗的动力,是把事情和原因搞颠倒了。
   
   茅于轼先生等等,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万能论的典型。
   
   我们和这个作者都看到了权贵集团打压民间反抗和民间社会这个客观事实。但这个作者,陷在陈旧的、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泥淖和陈词滥调中不能自拔,乱找原因,往往把原因搞颠倒了。
   
   8、所以,只有根据我的新人本主义原则,实行“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的原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要解决中共权贵集团肆无忌惮地政治打压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的问题,就是要用公权力领域的权力公有化,民主化来解决。企图用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企图用公权力的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完全是搞错了方向,那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却是强化问题的根源,变成火上浇油,其结果,是帮助和支持中共权贵更加厉害地打压公民社会、民间社会。
   
   
   附:
   

莫之许:体制正在吞噬民间社会


   
   
   18大后中国新极权体制对民间的打击策略转变,根本上服从于市场化越进展,专政手段的运用也越频繁、越加大力度的逻辑,而这种全面高压、不留死角的态势,显示出了体制对于类似北非茉莉花这样的大规模突发聚集的担心。可以预期,体制将继续挟持资源优势,对社会展开全面压制,并对异议反对持零容忍打击态势,这种类似冰河期的冻结前景,已经很清晰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截至2016年1月22日18:00,至少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
   
   如今,从后知后觉的立场来看,2012年底的中共18大,实际成为了体制与民间关系的一个转折。当时,包括诸多民间人士在内,普遍企盼新任领导集体会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人们也刻意从习近平的一言一行中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东西,然而,实际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针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其数量之多,已经难以在此一一重复,其打击范围包括维权律师、ngo群体、街头行动者、人权捍卫者,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人士锒铛入狱,有理由相信,与胡锦涛执政时期相比,体制针对民间社会采取了一种新的打压策略,对此,需要民间社会有更多的认知,并思考如何应对。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打压策略了。笔者注意到,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知名政治学者刘瑜认为:“体制正在吸收公民社会”。在港大Governance of China学术论坛,清华大学刘瑜教授说,“体制正在吸收公民社会,未来有两种可能:‘高压锅’或‘垃圾处理’,高压锅意味著也许当中国社会压力达到一个顶点,会有大的变动,造成相当大的社会代价;而垃圾处理则意味著所有关於公民社会的努力和人物都会被彻底清除,不留痕跡。”
   
   刘瑜的观察与判断大体是成立的,但也有需要补充或回溯的余地,首先,这个说法其实夸大了曾经出现过的公民社会萌芽,近20年来,NGO、法制维权、市场媒体、网络空间、、.这几个被看作公民社会发育的最重要方向,其实一直都持续受到压制,而始终处在极低水平,所以,谈不上什么“吸收公民社会”,而是本来就最低水平的民间社会空间,会遭到进一步的压缩而已;其次,所谓“垃圾处理”,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什么预期。
   
   在胡温时代,体制对于民间异动,大多采取“砍旗斩首”战术,对于各种社会异动,大多只及于领头者,如2008年12月《零八宪章》面世后,直接针对该事件,仅抓判了刘晓波一人;2011年2月,对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压,但最终获刑也仅仅区区数人。这表明,在胡温时代,尤其是奥运前,对于政治异议和社会抗争,采取的是控制和震慑式打击相结合的方式,前者催生了日益严密的维稳体制,后者则主要是对首要分子进行判决,其目的在于,针对领头者的定点打击,以遏止民间社会发展势头,相比民间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相对保守防御的应对策略。
   
   反观18大以来,以2013年新公民西单四君子为开端,合肥小安妮事件、河南“六四公祭”事件、北京六四研讨会事件、声援香港占中事件、直到2015年709律师劫,针对特定群体的打击,都不仅仅是少数领头者,而是凡有牵涉,一概收网,动辄抓捕上十人,近乎连根拔起的战术,贯穿了几乎所有打压行动,包括针对唐荆陵律师等三人、以及针对王默、谢文飞等南街行动者,在刑期上,也有越来越加重的趋势,如刘萍的六年半,伊力哈木的无期,郭飞雄的六年,高瑜的七年,等等,这表明,随着社会抗争和民间联合的发展,仅仅针对首要分子进行打击已经显得不敷应用,针对社会抗争的打击也就由点到面,由首要而团体,简要而言就是连根拔起,一次打击到位,其目的在于将反对人士加以识别,并清除出社会视野之中,这种我称之为“全面清场”的策略,也就是刘瑜的“垃圾处理”,其实已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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