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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四)

   
   
   
   革命首先企图实现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加缪


   
   第二章
   在共产党这条船上浮沉
   
   一 遥想上船的经历
   如果你急切地等待春天,上海的冬天是漫长的,即使过了春节还有二月三月的倒寒流。
   王若望的大名在全国传扬后,他公开活动的余地被封锁了,出门的时间少了,再加西北风不断狂卷,他基本上只呆在家里。不能说他没有遗憾,也不能说不感到寂寞。想想一九四九年后的近四十年间,他真正能工作的年份不足一半,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反右这七、八年,加上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八、九年间。即使这两个阶段,他在工作中也没尽兴发挥,也没少受各种限制。
   现在,他被彻底消声,有限的那点作用也不能发挥了,世事不用他再操心,他可以静下心来“养精蓄锐”了,他可以闲适地读几本了,续写回忆录了。
   一天,王若望拿出要看的书,合上书橱时瞥了眼搁在书列前空处的几件工艺品,其中有一艘黄杨木雕的乌篷船,他用手指轻轻点了点船艄,船悠悠地摇晃了几下,然后,他轻轻地合上玻璃橱门。玻璃门上映出他一头白发,他起手抚摩了一把,心里叹了声“岁月不饶人”。
   按中国的习俗,他今年虚岁七十,已是古稀之人了。十五岁那年,他坐着乌篷船从常州来上海,又在上海参加革命登上共产党这艘船,那情景犹如昨日,一晃已经是五十四年前的事了。
   此后半个世纪,王若望在这艘船上颠簸浮沉,一路行来,直到这次开除党籍。
   那么,当初登上革命战船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走进共产党队伍更是一条不可原谅的歧途?他一时难以回答,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是不知不觉卷入革命洪流的。
   一九三三年秋,他进新亚药厂学徒,一切从这里开始。
   他在厂里办了一份壁报《新亚园林》,还给报刊写稿。由此被共产党组织赏识,先加入“左联”,后加入共青团,并受委派脱产搞地下工作,因领导杨树浦四、五家纱厂工运而遭逮捕,被判处十年徒刑。直到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王若望才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提前六年出狱。
   出狱后王若望被送到延安,当时“陕北公学”刚成立,他进公学成了第一批学员,并担任大队指导员,一星期后,公学总支书记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二 先吃几个下马威
   
   
   入党不久,王若望就吃了一个下马威。
   事因他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闯祸。
   那天,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挂了两盏汽油灯,陕北公学各大队编演一两个余兴节目。王若望是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自编自演了一个祝贺开学的双簧凑热闹,他戴着高帽子站在舞台前面,一个人隐藏在他身后专说吉利话,他打各种手势配合。
    台下前几排坐着李维汉、秦邦宪、罗瑞卿、张国焘、徐特立等中央首长。谁知余兴节目刚结束,徐特立就登上舞台气呼呼地说:“我要说,我要说,不说就是对党不负责任。”徐特立过于激动和愤慨,说到这里打了个顿,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都急着想听下面的话。“今晚演的这个双簧,太不严肃了。我认为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虽然说的内容都非常正确,代表我们党的思想,但由前台戴高帽子的代表党的形象,脸上还抹了白粉,我看了感到十分不舒服。……这个政治影响呀十分恶劣。”
   王若望已卸了装,坐在观众席后排,听了这话脸上发烧,羞臊难当,他一心专注赞美自己的党,没仔细考虑表演形式,无意中竟然丑化了党。至于戴高帽子怎么就丑化了党,他没弄明白。但批评者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应该是没错的。
    校长成仿吾上台结结巴巴做检查:“徐老当场指出我们的错误,说得很好,我没有过问每个节目,首先是我政治上不严肃,今后一定正视这个问题。”
   王若望生怕同学回头朝他看,真想从强光灯下溜出会场。
   他有生以来头一次遭点名批评,又是这样的场合,徐特立又是那样的大人物,他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在同学眼里几乎成了罪人,弄得好多天抬不起头,混有虚荣的自尊一下子毁了。他心里还有一份委屈,他想不明白,自己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内容又是歌颂共产党,怎么就丑化和侮辱了共产党?
   后来王若望才弄明白。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湖南农民揪斗地主士绅,惩罚的方式就是戴高帽子游街。难怪徐特立冲冠一怒,如此高帽子怎能戴到共产党头上?
   当然,到了文革,毛泽东的红卫兵发扬光大,全国戴上高帽子的人成千上万,湖南农民运动不过是小巫了。
   
   三 “山东王实味”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王若望正在枣园秘密受训,躲过了一劫。训练结束后,他去山东。不久,地方上开始搞整风,分局宣传部长召开民主座谈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若望在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集中批评分局书记黎玉写的一本小册子。
   王若望还办墙报写杂文和文学评论,指出“上层领导专制意识浓厚架子十足,培养和助长了下面唯唯诺诺的奴性。”领导却受不了如此直通通的批评,反诬王若望的言论违反了整风精神,决定把他拎出来批斗,还物色“受蒙蔽”者到会向他开火。
   会上,好几个人用过激言词攻击他,拿他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喊出“打倒山东王实味”的口号。
   王若望的问题升级了,延安的王实味已被关入大牢,“山东王实味”也免不了遭监禁。
   在紧要关头,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罗荣桓找王若望谈话,批评他说:“你把矛头指向中央分局领导,就是攻击山东整个党组织,这种倾向很危险。”罗荣桓批评的措辞虽然严厉,但把王若望的问题归结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否定了敌我矛盾,已经减轻了王若望的罪名。罗荣桓主持正义,刀下留人,王若望才幸免于难,从死亡线上逃生。
   
   四 在阳谋的陷阱中受擒
   
   然而,就像王实味就是王实味,“山东的王实味”也终究是“山东的王实味”,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九四二年在山东九死一生的王若望,没能跳过1957年的陷阱。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动员民众大鸣大放。王若望信以为真,蓄在心中的牢骚被激发出来,他接连写了“步步设防”等击中时弊的杂文。
   不久,上海召开全市反右斗争大会,市委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他公开点王若望的名说:“上海有个顶活跃的王若望,这个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的话在上海就是圣旨,一九五七年十月,王若望被定性为“大右派”。
   
   五 终成毛泽东的叛徒和囚徒
   
   文化大革命来了,王若望的更大祸难临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红色恐怖席卷全国。
   王若望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永远摘不了“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不同学校来的红卫兵四次冲进王若望家查抄,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开门揖盗”。
   王若望不顾自己被抄家,还去关心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的朋友罗竹风,他看到罗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剩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指着首恶的肖像,含怒地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
   罗竹风的妻子张秀珩天真的以为,通过揭发王若望将功赎罪,可以解救自己的丈夫,向组织告发了王若望。王若望因此成了现行反革命,被逮捕法办在看守所关押了四年。
   王若望从一九三七年入党,到一九八七年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整整跨越半个世纪。他终于明白,当初加入共产党便是上了贼船,这个党的所谓纪律如同黑社会的帮规,帮会成员一级压一级,不允许有任何异议,更不能违背帮主旨意,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两个帮主霸头。不要说他这样的党员,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胡耀邦都逃不脱毁灭的命运。
   这次邓小平开除他的党籍,正好使他走下这艘百孔千疮的贼船,不然,他还难以横下心主动抛弃滑向穷途的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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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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