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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二)

   
   
   台湾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7月出版(台湾版)
   
   


   序
   
   “独一无二”解
   
   
   可以用“国宝”两个字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所做的贡献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刘宾雁
   
   早就想为王若望写一本传记了,只是迟迟没有下笔,贮存在意识的构思,就像酿酒的原料,在那里悄悄地发酵。
   此间,远去的王若望并未随着时间消失,经过岁月的沉淀,他的精神在日渐颓靡的时代愈益凸显。
   王若望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质是什么?就是对共产党——这个他曾经参与构建的营垒——的反叛。尽管,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这个营垒的革命,并为它夺取政权不惜献身。然而,掌权后的共产党背誓乱常,建立了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制度,实行一套与民为敌的独裁统治,与王若望早年追求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天性,使王若望痛切反思自己的过去,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自己的营垒,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反叛的不归路。
   
   二
   
   王若望的最可贵处,还不在于对共产党的反叛,而在于反叛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在他同侪的反叛者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若望从一九五0年代开始,就以杂文形式批判社会弊害,揭示共产党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错误。到一九六0年代红色恐怖横暴的文革,他就认清毛泽东是一切灾难的祸首。一九七八年文革终场后,他受邀去各处演讲,反思文革斥责毛泽东的恣睢肆虐,是全国公开批毛的第一人。进入胡耀邦推进改革的日子,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号,强调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鼓吹推进新闻言论自由、推动多党民主政治,由此被邓小平钦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感天动地的八九•六四民运期间,王若望不顾自己“戴罪在身”,不惧被控为“运动的黑手”,于上海多次领头参加游行并在广场演讲。
   早在一九七九年,一批青年人在上海成立“人权研究协会”,王若望欣然接受邀请出任顾问,积极参与民间反对组织的活动。一九九一年,他还在取保候审,就筹划恢复“人权研究协会”,并出版地下刊物,直到被公安破获。
   在思想认识上,王若望也是无所忌讳,共产党死守的圭臬法宝典章教条——诸如马克思主义教义,社会主义宗旨之类——通通被他摒弃;共产党设置的清规戒律禁域防线——不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许挑战现行体制等等——悉数被他冲破;共产党自铸的不准触碰的瓷器陶皿坛坛罐罐——举凡台独、藏独、疆独种种——全部被他砸碎。
   从共产党营垒中走出来的高级干部,彻底反叛如此的舍王若望其谁?
   诗人黄翔在《野兽》中写过这样的诗句: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王若望就是这样一根哽在共产党喉咙里的骨头。
   
   三
   
   这样的硬骨头尽管扎痛了中共,但在专制暴政的机器里,骨头毕竟是弱小的,是难免遭受蹂躏碾轧的。早在跟共产党闹革命时,王若望就因批评领导被打成“山东王实味”,险些丧命。一九四九年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王若望难逃“被运动”的厄运,连番中箭。在毛泽东时代,他被戴上“右派”、“现行反革命”帽子,为此下乡劳动改造,蹲牛棚,坐牢,进“五七干校”;在邓小平时代,他被按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运动黑手”的罪名,为此受监视居住,再度坐牢,取保候审;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异见分子”“敌对势力”,为此被流放海外,不准回国,最后客死异乡。
   王若望经受了中共整治异议分子的全部卑劣花样,尝遍了中共镇压反对派的十八般武艺,他身上刻满了中共在各个时期各种罪恶的烙印。他一生的遭际,是见证中共暴政的一个标本,是显示中共黑暗历史的一卷缩影。
   这又是空前也许是绝后的“独一无二”。
   
   四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开始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
   在海外的民运和异议人士之间,就如何推进中国民主等重大问题,也有不少分歧和争论。面对各种纷乱的思想和策略,王若望坚持原则一以贯之。
   王若望不同意“六四时学生没‘见好就收’”“学生也应部份承担失败的责任”的论调,明确指出:恰恰相反,六四的最大教训,是组织者没认清中共的专制本质,运动的主流仍“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改良”,缺少“更换政权乃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导,错过了推翻中共政权的良机。
   王若望对胡、赵之后的中共不再抱希望,讥称民运中“应当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鲰论是“自作多情”,是“热面孔去贴冷屁股”。他清醒地主张:民运应踏踏实实做实事蓄积力量,只有当民运有了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实力,共产党才可能考虑谈判。
   为此,王若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过积极筹备在美国成立了民主党,以此宣示和共产党势不两立,也为推翻中共建立民主政体做好组织准备。
   一九九二年后,中共开始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一时间,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民主的论说甚嚣尘上。王若望却不以为然,他敏锐地指出:套用中共保守派的话,这种推断叫“唯生产力论”,政治民主只能通过斗争争取,而不可能随经济发展水到渠成。十年后的中国形势佐证了他的预见。
   在流亡海外的老一辈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的上述言行又是独一无二的。
   
   五
   
   中共党内出了一个王若望,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共党内只出了一个王若望,又是中国人的不幸,如果出十个,百个、千万个王若望,中国早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一九一八年,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政治遗嘱》,他在文中揭露列宁的罪恶,批判列宁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
   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吉拉斯写了一本《新阶级》,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否定性梳理,对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清算。书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享有所有权的、垄断性的极权阶级,”“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从吉拉斯彻底否定共产党至今又过了五十多年,六四屠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也过了二十多年,王若望去世也有十年了,中国仍然没出第二个王若望。
   非但如此,在中共挟持所谓的“经济奇迹”,比文革后的任何时期更蛮横、更狂妄、更反动、更残暴、更无赖、更龌龊时,中共党内仅有的异议分子,还僵化地抱持“救党”的菩萨心肠,眼睛死盯着那几个寡头,与虎谋皮地乞求他们推动政改,他们的视野不克超越体制的藩篱,就只能在改良的框架内徒劳无益地打转。
   更可悲的是,在体制外甚至海外的反对派中,期待共产党自我革新、幻想共产党逐步放权等舆论也成了主流。为此,各种无原则的犬儒骑墙,无的放矢的妥协媾和言论纷纷出笼。诸如:“和共产党良性互动”;“与共产党和解共存”;即使被共产党打得趴在地上,依然宣称“我没有敌人”,不一而足。
   如果王若望的在天之灵得知反对派溃败至此,除了气结,夫复何言?
   幸好“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中国陷入风雨如晦的时候,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兴起了,由突尼斯和埃及草根发动的革命和王若望坚守的精神不谋而合。我们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王若望留下的精神资源必将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瑰宝。
   可以坚信,王若望精神深入中国人心之时,就是中国茉莉花盛开之日。
   王若望去世十年了,王若望的光辉还在闪耀,还需进一步宣讲推崇继承发扬。
   是为序。
   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定价:新台币 430元
   网路订购 秀威网路书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国家网路书店:http://www.govbooks.com.tw
(2016/02/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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