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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和制度问题的一个跟帖

   

徐水良


   

2016-2-3日


   

   
   有网友说:“专制文化是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太监文化是太监制度下慢慢形成的。在没有太监制度的时候,太监文化是不存在的。”
   
   笔者回答:
   
   你说反了,把专制制度统治后,把专制文化强加给被统治的民众,与专制制度的形成混为一谈。把专制文化的扩大、推广和强加给被统治者,说成专制的形成。
   
   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专制文化产生在先,然后才能在专制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专制制度,然后,才能取得专制制度的统治地位。
   
   对这个问题,本人已经有许多说明,这是其中之一:
   
   +++++
   
   有网友说:
   
   
   
   //个人感觉秦晖的文章很好理解啊,有差异不代表就是有高下啊?中国人之所以被称为中国人,除肤色和地理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啊。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各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或许有好有坏,但绝不代表有高下之分。很难理解吗?
   
   个人对这样的辩论其实毫无兴趣,10个人或许有10种对文化的理解,本无可厚非。但有人却非常自贱的把随地大小便、裹小脚、太监等都当成中国特有的所谓“传统文化”,以及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不可能或很难实现现代民主政宪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这些才是我所反对的。前者是连什么是传统文化都狗屁不懂的货色,其实就是所谓下贱的“素质论”,而后者才是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也算是论坛多年来的焦点争论之一了。
   
   个人始终认为,和现代制度对应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所谓传统文化完全是两回事。权利的博弈过程以及期间的言论自然就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文化”,最终达到目前最不坏的相对平衡的“民主制度”。所以所谓“制度论”和“制度文化论”根本就剥离不开。很多人却把这个“文化”变成一个超级大筐,什么都装,什么基督文化、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下贱无比的种族文化、可笑的还有毛左文化、、、、、、等等形成所谓的“文化决定论”。个人感觉这些不是很难理解吧?//
   
   老徐的看法:
   
   你的反对方向,我赞成。但是,你搞错了,那些人是转移罪责,是把外来马列文化的责任推到传统文化头上,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转移和推卸文化罪责的做法。结果,秦晖和你们都不是去反对转移和推卸罪责,却变成文化无高下,反对文化决定论,变成所有文化都没有责任和罪责,这就是把问题根本搞错了,这搞错的结果,与那些转移和推卸罪责的人一样,变成保护外来马列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了下面这些话,我把整个帖子再转过来:
   
   重复说一下本人已经论述过的特定思想和文化由特定人创造,多数思想和文化没有产生自己特定的制度,但其中有少数特定思想和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定制度,这些特定文化和制度成为一定范围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制度,这些占统治地位文化决定制度,又决定受制度统治和规范的一般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文化和素质。
   
   对本人的一段话:
   
   //举一个例子来批评素质论。
   
   美国的野生动物很可爱。附近公园有一群大雁,人走过它们身边,他们一般不逃跑,相反,常常伸长脖子盯着你,向你讨吃的。这些天纽约大雪,白雪覆盖大地,这大雁没吃的,见人过去,就围过来,神着脖子盯着你,向你讨吃的。附近院子里公园里有不少松鼠,野鸽子,也是如此。
   
   但我在中国时,野生动物见到人,往往是飞快逃逸,逃之夭夭。
   
   这种巨大差别,是中美两国野生动物素质不同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制度保护野生动物,不准人们伤害他们。野生动物生存在这种保护动物的环境中,就形成了自己适应这种环境的行为模式。如果不是纽约市禁止人们喂食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这种讨食现象,就会更普遍。
   
   人是万物之灵,更是有意识地去适应环境。专制环境养成的是人们的专制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自由民主环境下 ,人们养成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主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
   
   因此,说某国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决定某国能不能建立某种制度,说人们的素质不同决定的行为模式,决定制度。那是倒因为果。把制度的结果说成制度的原因,把造成人们特定素质的制度原因,说成素质的结果。//
   
   有网友说:“说得非常好。实际上,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就是常人所讲的文化。文化是制度的结果。”
   
   笔者不赞成“文化是制度的结果”的说法,因此跟帖进一步解释:
   
   具体关系是这样:特定文化,往往先由特定人物创造出来,例如,一神教文化由摩西(犹太教),耶稣(基督教),穆罕默德(伊斯兰)创造出来,儒家文化由孔孟创造出来,马列文化由马恩列斯创造出来,自由民主文化,先由希腊先贤、后由启蒙运动大师创造出来,然后战胜其他文化,产生由这些文化决定的对社会起统治作用的制度,然后,这些制度,反过来又把自己的文化,推广给全社会、或强加给全社会被统治的广大社会成员,决定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文化对制度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以及制度对民众文化及素质的决定作用,主要是对这些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在这些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那些制度而言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往往无法取得统治地位,这些文化形成的制度,只能使用于信奉这些文化的私人团体中,无法变成统治社会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历史上,除儒法两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就没有取得统治整个社会的地位,形成统治社会的制度。道教也是如此。佛教,除阿育王时代和藏传佛教等少数例外,绝大部分时候,也是一种在野的思想和文化。
   
   在野的无法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取得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其制度对民众思想文化的决定作用。
   
   所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并不矛盾,更不对立。正是本人上面说的那样一些具体关系,两者是统一的。
   
   把外来马列文化的罪责推给传统文化,这只是罪责的转移,这个错误,只能说明转移罪责做法的错误,并不能说明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秦晖等一些学者宣扬文化无高下,否定文化的作用,更否定特定文化对特定制度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与文化决定论及制度决定论两者相对立的素质决定论,却往往是带有反动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动谬论。攻击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素质低,是垃圾,劣等民族,不配民主。
   
   民众素质,只有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在复辟和反复辟的情况下,才可能在特殊情况下,起某种程度的反作用,甚至起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
   
   我们需要否定的,主要是素质论。
   
   这就是文化论、制度论、素质论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2016/02/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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