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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耶稣: “警告”是一种全球性的忏悔形式
·你们的耶稣:“警告”是一种全球性的忏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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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破坏你们银行体系的全球性组织将会瓦解
·耶稣基督:破坏你们银行体系的全球性组织将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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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耶稣:我将拯救你们脱离世界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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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几乎到了我第二次来临的时间
·耶稣基督:先知们为我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
·耶稣基督:几乎到了我第二次来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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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玛利亚:我经历了同样的痛苦
·圣母玛利亚:我经历了同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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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承诺给那些拒绝耶稣者的豁免权
·天父:承诺给那些拒绝耶稣者的豁免权
·天父:承诺给那些拒绝耶稣者的豁免权
·耶稣基督:属灵的嫉妒是一件可怕的事
·耶稣基督:属灵的嫉妒是一件可怕的事
·耶稣基督:想到那些被撒旦拖入地狱的灵魂,使我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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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贞玛利亚: “第二次来临”拯救人类的计划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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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耶稣:在东方发动核子战争的企图
·你们亲爱的耶稣:没有我的慈悲之举,国家之间将会互相毁灭。
·你们亲爱的耶稣:我是不会透露那日期的。
·童贞玛利亚:如果黑暗的灵魂皈依,世界将有短暂的和平
·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真理!一道真光!任何其它的都是谎言!
·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真理!一道真光!任何其它的都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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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贞玛利亚:我的无玷圣心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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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圣父:最后的使者是第二次来临的先驱
·. 救恩之母: 我的孩子,和平即将君临于世
·. 救恩之母: 我的孩子,和平即将君临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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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圣仆们,你们将被引领至“假先知”
·你们的耶稣: 长久以来隐藏在“神圣领域”档案内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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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心 : 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知青是怎样回城的


    知青是怎样回城的 王文心
   
   
   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必转)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0年第8期,作者:王心文,原题:《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的前前后后》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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