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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规则:中国的饭局、性交易与生意潜规则(2016 02)

   兄弟规则:中国的饭局、性交易与生意潜规则

   文化JAMES PALMER2015年7月8日

   就在政府官员面对当前局势纷纷望而却步的同时,商人们似乎对前往KTV仍然表现出高度兴趣。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

   回绝晚饭后去找小姐的邀约,永远是社交的雷区。但是过去的45分钟里,这所城市的党委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男子,一直用他婴儿般柔软的手在宴会桌下轻轻抚弄着我的大腿,这让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个理由先闪一步。

   或许,在山东这座洋溢着小城气息的宾馆里——我和这群生意人和官员吃饭的地点,洗浴中心是做正经生意的地方,是我自己想歪了。不过,外面写着“康体中心”字样的霓虹灯广告牌上,“心”字的上半部笔画由几颗闪烁的红心取代。

   “康体”只是一个差不多的说法;当时我已经被白酒灌得不行了,这是一种度数高到几乎没法喝的烈性酒,在饭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个夏天,我的老板把我当作装点门面的老外,带我寻访各省级城市,向有钱人家想去国外念书的蠢孩子推销培训课,一群人猛喝一通之后接着跑去找小姐,已经成为了习惯做法。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在其他人开玩笑我是不是喜欢男人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应酬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都是2004年的事了,不过商界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在过去十年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套路。一开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后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样子,一队人马就转战KTV、洗浴中心或者夜总会。大家在一处公共的社交空间里一起再消磨两三个小时,要么是叫几名小姐随伺一旁熟练地陪你调情,要么是全体男性集体脱光去泡澡。到了夜里两点,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带着姑娘离场。

   卖淫在中国是非法行为,但它打着各种旗号,一直都存在。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曾经强调,中国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分为多个层次,他们将其描述为七种类型,既有捧场对象主要为贫困外来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边小店里的“按摩女”和“发廊妹”。最顶层的则是“二奶”和“包婆”,她们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收费也要贵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较高层级来往,尤其是被潘绥铭划定为第三层的“陪女”。

   KTV是一种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为两种,但有时候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KTV里。一种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爱大米》的地方,另一种是与人交往的地方,偶尔才会唱几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让“小姐”提供性服务。同样,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时候提供家庭优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变成了妓院(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过同样一张带框的印刷品,它似乎卖给了整个华北大地每一家或正当经营或不正当经营的营业场所,画面上是一名故作端庄、年轻性感的东南亚女子。在餐馆里,会有一件白色的紧身无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里,她的胸部则会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来。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业关系,整个过程还需要更为贵重的礼品、陪同消遣、直接贿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负担的长途集体出游。但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高尔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品味变得稍稍更为精致,比如相较于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惯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黄花,至少对政府官员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扫黄行动勒令涉黄场所停业整顿数周乃至数月,然后就会恢复正常营业。然而,眼下针对政府官员的整肃运动,还有习近平主席大力倡导的反腐运动,却已让往昔的这套标准商务惯例陷入了停滞。许多高层领导人在落马的同时往往也担负着道德败坏的罪名,其中包养情妇的行为尤为常见。虽然一起找小姐曾经是常态,但如今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警察,却十分害怕被人看到自己出没于俱乐部、KTV甚至高档餐厅这类地点。

   针对“通奸”行为的法规,几十年来首次得到执行。一项过失俨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较底层的官员,尤其是在中国那些结构臃肿的国企内部,开始纷纷利用反腐运动的严打态势,告发自己的上级官员,为自己开拓升职机遇,从而让这套规则开始变得得不偿失起来。

   2013年底,针对政府官员的一连串警察搜捕、公开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务洽谈中必不可缺的营业场所纷纷关闭。我最初以为,这场扫黄运动将像其他许多运动一样,仅限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然后再加其他几处关键城市,比如素以性产业出名的东莞,该地区在去年2月份时就曾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严打扫黄。

   在分别联络过成都、重庆、唐山、石家庄和哈尔滨的熟人后,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官员们害怕被人看见出现在那些之前被视为贵客的场所。多年来形成的生意形态,而今却成了一项危险的消遣,至少随便一名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的呢?

   中国饭局上的劝酒 ,是评判生意伙伴的绝佳机会。因为大家信奉“酒后吐真言”。

   美酒、美食和性爱,都是乐事。但是在中国,饭局与妓院文化却早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乐趣,只是一种主要用来与其他男性建立生意关系的商务工具。

   这种工具带着一股令人发噱的幼稚感,尽管参与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还有以试探他人弱点――无论是在喝酒还是女人方面――为乐,都是其中的常态。人类学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数年时间与四川成都的富人群体来往,为自己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诉我说:“这些活动就像初中生开的派对一样――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在私下的闲聊中,许多商人都确认,整个过程通常劳心劳力,令人厌烦。(在此我将庄思博的主要研究对象――黑社会成员也囊括在广泛意义下的商业人士类别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国的关系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鲜有哪家他们涉足的娱乐场所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实际上,里面常见的是汗迹斑斑的脏床单,以及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鲜花图案墙纸,就像这些截取自三流丑闻视频中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在时髦一些的娱乐场所里,则会挂着一些镶在金色画框中的西方美女。没完没了的应酬十分消耗体力;我以前的那位老板,总是宁可搭乘火车,而不愿乘坐飞机,因为火车上的软卧能让他在连着“应酬”了两三个晚上后,难得地休息一下。

   但是他们前往这些地方, 并非一味是为了寻欢作乐。一切只是为了增进业务关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触犯禁忌与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装存在着这样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间烟雾缭绕的餐馆里,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他从事的是工业级空调及空气净化器的销售工作,主要以虚高的价格出售给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来,”他用一口充满激情的英语对我说,“我想开拓业务,我(从政府)约个人出来,我们一起喝了酒,我们一起去了个好地方,我们叫了小姐,他认为我是个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个喜欢小姐的人,我们成了朋友。成交!”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经验的力量源自双方一同违反禁忌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种分享秘密的感觉。就像学校里一起逃学的男生一样,一起干坏事能很快加深感情。这就像2011年,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流传的一句话:“给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坏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便会发展成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信息交换,犯罪学家迪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其开创性著作《解码黑社会》(Codes of the Underworld)中称其为“把柄信息”(hostage-information),即双方均相互掌握着对方干的坏事,以此作为任何一方都不会打破双方协议的有力保障。但是一起前往妓院只能对另一方产生十分微弱的影响。这种纽带还可以通过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得到加强,例如共同分享毒品,其中最常见的就是K粉。也有人因为嫖娼而遭遇勒索,不过这是通过隐藏摄像头和收集秘密情报达成的,超出了应酬范围。性工作者有时也会以向对方太太揭发他的召妓行为,或是到其工作场所闹事相挟,但是商人也这么做的话,就算彻底越轨了。

   不过,从事道德败坏的行为也成了一种筛选的手段,将那些可能会为今后的交易感到良心不安的少数群体排除出去。这项惯例同时提醒双方,他们都在遵从同样的游戏规则。在西方,被人发现将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转送给第三方,是件十分丢脸的事情,但在中国则截然不同,一名递交“礼品”的商人通常要强调自己已经成为了交换网络的一员。一套标准的说辞便是“这只是点小意思,也是别人送我的”。另一方面,拒绝迎合这套游戏规则,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皈依福音派基督教并发誓拒绝嫖娼或贿赂的商人,最后会发现自己的生意损失惨重,昔日的合作伙伴纷纷对他们敬而远之,惧怕他们这种新浮现出来的正直态度。

   对于许多商人而言,晚间活动也有一种性格测试的作用。“你要是一块出去玩儿,就可以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从保定来到北京出差的陶厂长(Tao,他只肯对我透露他的姓)说,“你会看到他怎么应对酒局,也会看到他怎么应对女人。”我觉得我跟陶厂长的关系有点过于亲近了――我们在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里,他竟然就当着我的面,用毛巾擦拭着他那垂着的睾丸。他的同伴,一位身上有很多纹身、一脸杀气的大汉,闻言点了点头。“没跟我喝过酒的人,我可信不过。”他说。

   在一个对陌生人的信任感低到极点的社会里,契约法则不足为信,契约本身更多被视为一种指导方针,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民事法庭的判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法定权利的界定,而是受到个人影响力的左右,晚间活动所带来的同伴感,成了生意伙伴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的惯有方式。这些商人也承认,这或许并非一种格外有效或可靠的方式,但却是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

   在商人当中,仅仅成为某人的“朋友”,并不是多么亲近的关系。点头之交和未必可靠的人脉,都算是“朋友”。与此同时,“兄弟”则是圈子内部的人,是可以信任的伙伴。“这就好像黑手党说‘我的朋友’和‘咱们的朋友’之间的区别。”庄思博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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