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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高干子女的奢侈海滩生活

   程潜之女忆大饥荒时高干子女的奢侈海滩生活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2月16日 转载)
   
    程潜之女程丹回忆: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本文摘自2014年第19期《国家人文历史》,程丹口述、纪彭整理,原题为《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
   


   
   
    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们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上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吉,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是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2016/0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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