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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谈胡赵新政失败深层原因


   
   
   胡绩伟谈胡赵新政失败深层原因
   

   转自《中华文化传人》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按: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结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六四期间,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六年处分。胡绩伟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以其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本文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根据胡绩伟多次谈话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
   
   
   
   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十二年新政,我已经写了多篇文章回忆与论述。被誉为中国社会的黄金时代的“胡赵新政”,为什么会失败?被邓小平扼杀而夭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
   
   我考虑,主要是邓小平仍然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坚持“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实际上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与路线,产生了邓小平与胡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最后邓小平以党内太上皇的地位,以军力为后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团将不盲从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赶下台。胡赵新政不幸夭折。
   
   
   
   一、胡赵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掌握权力的关键: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一定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可以放弃国家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当。但是至死仍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权绝不撒手,调动任何一支小部队都要经过军委主席批准。邓小平可以让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把名义上的党内最高职务放弃,但是,邓小平紧紧抓住军委主席职务不撒手,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只是“大秘书长”,调动不了任何一支部队。这样,以军力为后盾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可以利用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批顽固的元老集团,几个老人一开会,就把胡耀邦、赵紫阳罢黜了。邓小平用军力实力为后盾的强大政治压力,使胡赵十年新政过早地结束了。
   
   毛泽东夺得党权、军权以后,还掌握了“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俨然拥有垄断一切、判断是非、敌我的最高决定权。特别是确定和否定接班人的大权,从高岗、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周恩来、邓小平的上上下下,直到最后选出华国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套传家法宝──以军权为后盾垄断所有大权,因此,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在接班人位置的上上下下,都凭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毛邓的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的军事独裁、政治垄断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赵十年新政失败的客观、直接原因。
   
   
   
   
   
   二、胡赵坚持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胡赵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方针路线、政策、措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上继承、发展和新的创造。突出的表现在胡耀邦坚决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平反,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平反。因为一九五七年当时定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胡耀邦等为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平反,等于承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无罪,因为《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也是各民主党派之一,与其他党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监督,相互批评的。胡耀邦说:“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么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份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94页)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就认为:“毛主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没有超过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当时只能分两步。两步并一步走,就是王明路线。不是那些人不愿意,而是历史的进程不允许。主席要我们分两步走,但落得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胡说八道,混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性的特殊的新式革命。有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席是讲过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页)
   
   
   
   而邓小平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坚持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和他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发言稿第一稿,还坚持毛泽东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四人帮”是走资派。这种从政治路线上一贯反右派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会继续反右派,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从批判《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直至悍然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
   
   胡耀邦“从来就反对在学生中打右派”,要为全部右派分子、为反右派运动平反。而邓小平认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顽固坚持他为副帅(毛泽东自封为主帅)和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错误,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
   
   
   
   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又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份子,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收场了。
   
   邓胡之间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原则分歧不仅突出反映在反右派斗争的平反之争,也贯穿在整个胡赵新政期间的政治生活之中。
   
   
   
   当邓小平认为胡耀邦“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时,意味着军委主席决心罢总书记的官了。邓小平与胡赵政治路线的斗争,只能以胡赵新政的失败告终,因为中国是“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三、胡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唯心主义
   
   
   
   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亲自发动、具体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才能大规模地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思想和人──最重要的生产力。
   
   相反地,邓小平同华国锋一样也是“凡是派”,不过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凡是”论点,比华国锋早三十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他就曾经说过: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
   
   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何方自述》,第178─179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表面上支持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因为这个批判有利于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邓纳吉是后台”的错案平反,也有利于他把华国锋打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要职,成为精神领袖,揽大权于一身。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取代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发动清查、整党、反自由化等运动,把胡赵贯彻执行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又回到毛泽东的一言堂,他公然讲:“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样,邓小平暴露了他的封建专制帝王思想,同胡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不同,这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决定了必然出现分歧,胡赵新政也不可能在邓大人的这种帝王思想领导之下维持更长久。
   
   
   
   四、在清算毛泽东极左路线方面,胡耀邦批“五人帮”,邓小平只准批“四人帮”
   
   
   
   胡耀邦认为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不能提出批“五人帮”,要考虑许多老干部对毛泽东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是同意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路线错误的,只点“四人帮”名的批判文章,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平反,实际上是纠正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犯罪行为,因为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四人帮”。而邓小平处处为胡耀邦设置障碍,限制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揭发批判。例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报社送审稿,建议用“还历史本来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邓小平反对,他坚持要改成“还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似乎是毛泽东最后又为刘少奇平反。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胡耀邦只能为右派分子“改正”,邓小平只承认反右派扩大化,一定留下几个右派分子,以证明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副帅领导的这场政治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而胡耀邦认为:“多少年来,‘四人帮’歪曲我们解放以来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讲得杀气腾腾,是为了讲党内斗争不得了,搅乱人心,乱中夺权。搞得不好上当。”(《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1页)
   
   
   
   胡耀邦建议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平反,也遭到邓小平的拒绝,因为牵涉到毛泽东先是暗示高岗反刘少奇,后来又抛出高岗的阴谋诡计。而且邓小平当时也扮演了密告和主持批判饶漱石的不光彩角色,从此以后他便青云直上至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成为接班人候选人之一。正因为几十年来,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是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制造的,邓小平才被毛泽东封为他的副帅。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缺乏正视自己助纣为虐的历史性错误,不敢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因此,不愿意、不支持、实际上反对胡耀邦等人批判、揭发毛泽东错误路线。而胡耀邦清醒地做了深刻的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2页)以至于到了二○○九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阴影仍然控制了邓小平的接班人的头脑,他们继续执行着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邓小平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冤案仍然未能平反,延误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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