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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还有多少明天和未来?

前序:
    这是我于今年1月初写的文章,一直未发表。2016全国两会将开幕,国内外形势又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商的概念应进入人们关注视线。全民法商低,难产生法商较高的精英,也难产生法商高的治国者。这也是中共难出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的原因,这也是未来中国的曼德拉和甘地难被大众所承认的原因,中国转型的道路为何那么难,那么长?各人都有冷静、理性思考的空间。
   
    低“法商”者难治国
    郑恩宠

    2015年已结束,习近平已主政中国三年,盘点其政绩,除120个大虎(三分之一属军虎)落马外,其他政绩平平。诸多的经济、内政、外交和政治难题一个接一个,其实中共高层个人的智商、情商、财商并不很低,但“法商”却普遍缺失。近代国家无论大小,若执政者的“法商”过低,必然陷入治国的困境。
    低“法商”者难治国
    陷入治国困境的习近平,2015年底作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人举措,将56岁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中共深改组办公室副主任,陈系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该办公室已有王沪宁。穆虹、潘盛洲一正两副主任,陈是唯一的专职副主任。
    陈出生浙江,赴京上任前一直未离开过浙江,曾在丽水、金华、温州和省委多个部门工作过。陈1976年参加工作,曾任丽水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团总支书记,2006年6月起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服务过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三个省委书记。
    从2000年以来,温州平均每三年换一次地委书记,无一例外在三年内均荣升省部级干部,这些人的智情、财商都不低,而恰恰无一属高“法商”者。
    习近平最大政绩在于三年中使120个省部级大虎落马,中国究竟有多少大虎?习式反腐是全面反腐,还是选择性反腐?人们有权质疑。
    1993年2月,韩国首位民选文人总统金泳三,上任仅5个月,就惩处了大小贪官3600人。至1993年底,先后罢免了1300多名高级公务员,其中包括国会议员、议长,首尔市长,法务部、卫生部和建设部等长官。至1995年2月,反腐不到三年,受到惩处的大小官员达4000余人。其中,违法的1363名高中级公务员被免职,有242名公开财产方面有问题的公职人员自动辞职。
    在执政期间,金还将涉嫌制造内乱、受贿的前总统金斗焕和卢泰愚绳之以法。1995年,韩国进行了轰动全国的“世纪大审判”。一审判金斗焕死刑,判卢泰愚22年有期徒刑,并分别追缴巨额罚款。
    1996年12月,首尔高等法院认为金斗焕、卢泰愚在政权和平交接中避免了流血,将金斗焕改为无期徒刑,卢泰愚的刑期降为17年。在金泳三执政期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比起韩国的反腐,习近平的反腐尚属小学级,韩国被证明属大学级。去年12月1日,在美国经营了30多年的中国银行,被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藐视法庭”,每日被罚5万美元。据知中银在古驰案中拒绝提供制假团伙的银行账户信息,显然中银对《海牙取证公约》相当不熟悉,中共在这方面缺乏高素质的专业律师。
    去年11月24日,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再度为中国与菲律宾海域之争的仲裁案开庭,听证会于24日至30日举行。中方不承认其法院管辖权并重申“不接受、不参与仲裁”,菲方外长亲自带队前往辩护,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旁听。有理走遍天下,中方为何害怕国际法院的裁决?以往许多国与国之间的岛争能够通过国际仲裁顺利解决,这也证明中共领导人的“法商”过低。
    中共主张加快建立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谈判,为降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力,但“法商”太低就往往事与愿违。要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成,关键是中日、中韩和韩日间的双边自贸区谈成。
    中日韩自贸区是以低自由化标准,还是以高自由化的TPP为标准?中韩自贸区是以低自由化标准建成,实施后要20年时间才达到双方91%物品进出口为零关税的目标。
    韩日自贸区达成问题不大,中日自贸区要在短期内谈成似乎可能性不大。日本一再强调中韩自贸区的协议标准过低,三国自贸区非TPP标准不可。除政治因素外,中共很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谈判的法律人才。
    去年10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对康菲溢油案宣判,判决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赔偿21名中国养殖户168万余元。2011年6月,康菲石油中国公司与中海油的合作勘探开发项目蓬莱19—3油田先后发生2起溢油事故,共污染了6200平方公里海水。
    事故发生后,农业部、国家海洋局先后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达成10亿元的渔业损失赔偿协议,16.83亿元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其中7亿余元用于赔偿补偿受污染渔民养殖户的损失。而康菲公司曾对墨西哥湾的溢油事故的赔偿达几百亿美元。
    奕树海等21名养殖户没有接受行政协调式“赔偿”,于2011年12月7日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索赔总额为1.4亿余元。
    21名原告经历四年诉讼的时间获赔168万元,远抵不上诉讼的成本。每户获得8万元,按10%的律师费,每户支出8000元,每个 律师按30%的收入提成为2400元,还抵不上沿海城市农民工的收入(上海聘一个农民工当城管,日工资300元)。律师的地位如此低下,中国大陆还有多少律师真心效忠于中共体制?
    据官媒报道,苏南一个市近5年就积累了180个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文件,页码总计逾1500页,相当于一本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但该市的民营经济仍敌不过国有经济。其实法律上只须写上“所有经济形式的法律地位平等”即可,何苦一个市年均出台300页文件?也许现任的中共政府是自晚清以来属“法商”最低的一届政府。
    伍廷芳:中国近代图法治第一人
    法律与政治是天然的姻亲关系,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律师,出现过不少撕开封建专制铁幕,引进民主、法治之光的人士,伍廷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1877年1月,伍廷芳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当年5月18日,伍成为第一个获准在香港任律师的中国人。1882年10月,伍接受李鸿章邀请,北上天津,出任李鸿章北洋幕府的法律顾问,襄办洋务,走上仕服满清,救亡图存的求索之路。
    早在1877年,李鸿章已不遗余力试图将伍廷芳招至幕下。在得知“前出使英美之郭侍郎、陈太常争欲罗致”伍时,就横刀夺爱,力邀伍北上天津面晤深谈,并上奏清廷斡旋解决伍的官职和年薪至少六千两的问题以留为己用。但最终伍自称“嗣以母病,请假回籍”拒绝李鸿章的邀请,回港开展大律师业务。
    5年之后,伍才依然离港,入李府为官。洋务运动极力主张建铁路,但放眼望去中国无一铁路经营专家,最终圈定伍作为中国自建首条铁路—唐胥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运营公司的负责人。1896年到1902年、1907年到1910年期间,伍先后充任美、日、秘鲁等国出使大臣。
    1912年1月3日,根据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提名,伍出任民国首任司法总长。期间,伍倡率以法治国,配合拟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系列体现民国施政大纲的制度规章。伍强调司法独立,呼吁“文明审判”,主持制定颁发了《宪法大旨》七条,《律师法草案》等法规。伍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建国,法律至上。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袁世凯看重伍在海内外的盛誉,先委为顾问,又授次于孙中山、黎元洪的“勋一位”,多次邀请伍加盟。但伍对你袁世凯南北和谈期间翻云覆雨的政客伎俩深恶痛恨,予以辞谢。1921年4月,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广州设立政府,以近80高寿的伍廷芳以老迈之躯,为第二次护法事业辛苦奔波,直至重病不起,与世长辞。
    综观中共建政来的历届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何时重用过一个中国的律师?
    中共高层的“法商”
    何谓“法商”?法商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是一个人法律素养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人智商和情商的高低,个人先天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财商的高低和后天的实践、学习和经验的累积有关;而法商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的学习和培养。
    法律知识的学习无疑是法商的重要内涵。一个人是否敬畏法律是法商高低的基础,尊重法律是有无法商的关键,信仰法律是提高法商的核心。
    胡耀邦系中共开明的领导人,据其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胡曾提倡干部读2亿字的书并亲自践行。他至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遍,《列宁全集》和《鲁迅全集》数遍,《毛泽东选集》4卷读过15遍。在他最后两年多的岁月里,又通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写了24本读书笔记。
    胡不仅读了马列书,对中华传统文史是最大量的掌握,对于一些古文篇入《报任安书》(出师表)都能背诵如流。可见中共领导人中读法律书的几乎甚少,他们从未重用过一个律师,他们的改革如同他们的命运一样,失败的率极大。
    各国政要的法商
    现俄总统普京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苏共时期就当过十年的政府法律顾问,今年20岁的儿子伊利亚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法律,父子间经常就法律问题展开辩论。梅的妻子是一位经济学家,放弃其职业生涯,负债管理一个东正教会主办的慈善教育项目,曾获“俄罗斯东正教女子勋章”。
    现德国汉堡市市长尔次毕业于法律专业,当过律师,于2007年11月至2009年10月间担任德国联邦政府劳动和社会部长;自2007年3月,履新德国汉堡市第一市长。
    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何时任命一位律师为部长、市长?南非、印度的改革之父曼德拉和甘地,哪个不是律师出身?李光耀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3个月就回到新加坡,从维权律师干起,最后成为新加坡的国父。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均是律师出身,从第一夫人米歇尔的成长史看中共领导人“法商”,能给众人多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米歇尔17岁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学习,对该校的第三世界中心产生浓厚兴趣。毕业后,于1985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当年入学的新生多达575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法学院,为美国培养了非常多的公司律师。只要勤勉努力会让你在毕业时进入美国的社会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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