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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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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亡党新政府照样不解决访民问题

郑恩宠点评:
    见了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贺卫方的发言,中国有的优秀律师要当和尚,你有何感受?贺教授提到《圣经》拉丁文的翻译者是律师?你又有何感受?印度国父甘地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他是律师和印度教徒?
    甘地到了英国先学了《圣经》,后在英国法学院毕业,当了两年的实习律师,才取得英国律师资格。但是回到印度后,发现自己不了解印度教的法律,不了解伊斯兰教的法律,很难做一个律师。后被公司派往南非工作,才加入在南非的印度人联合会组织,维护在南非的印度人利益,他是曼德拉的前辈,加入南非和平非暴力运动,曼德拉一直以甘地为师。
    曼德拉是律师和基督徒,并非是南非黑人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非国大成立时,曼德拉还未出生,非国大是由4位黑人律师发起,其主要成员是律师、牧师、教师、记者,他们都不是职业革命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曼德拉是一边工作,一边函授学习法律,还被当地律师协会开除。
    他们都是在20多岁走上革命路,担任领导人时,大都在30岁以下。中国的维权人士和精英,有多少人知道宗教自由与法治的关系?无神论者是否能真正读懂法律,成为领袖人物?今天中国实现大选,你能否选律师、法律人当选总统、议员?中国大陆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大选?问题不在中共,更在13亿公民意识的提高。

    中国今后若发生暴力革命,你会拿起枪杆儿吗?你会拿钱来支持拿起枪杆子的革命战士吗?
   若中国实现和平非暴力的改革,你会拿钱捐款支持心仪的政党和参选人?若有个人参选总统,他宣布:我成为总统后,解决访民问题,那些有奶就是娘的上海访民,有几个会捐款?
    春节期间,有访民与我通话,他们认为,即使中国今后共产党亡党失政,新政府会解决访民问题吗?届时的新政府照样不会解决访民问题,我认为这些老上访进步了!他们认为,这些上海访民对新政府的成立没有贡献,新政府成立,他们马上向新政府要500万、1000万,新政府会答应他们吗?
   转载来源:博讯网
   
    [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贺卫方:律师与我们的社会—在律师文摘年会上发言
    (博讯2016年01月29日发表)
   
      尊敬的茅先生、尊敬的江老师、尊敬的国栋主编,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想起来前几年上一次文摘年会的时候,深圳有一位律师也是我的校友,是许章润教授的同届同学,叫陈惠忠,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利用年会的机会,跟各位师友告个别,因为他要出家了。我的这位尊敬的同学告诉大家,从那天开始,以后再也不参与律师业务了,不仅不参与律师工作,也不参与这个世俗世界的任何事情。那天,他的到来给会场带来了一种悲凉气息,我们的这位朋友真是叫挥手从兹去,再也不跟这个世俗世界有任何交集了。
   
      在我看来,陈惠忠先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他为人诚恳,心怀家国之忧,在深圳律师界很受尊重。他之所以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可能跟他对当时国家的法律状况的一种绝望感有关系。曾经在更多年之前,他作为中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在香港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一个案件中涉及到的中国大陆法律做出一些解说。陈惠忠后来跟我说,那个案件在中国大陆可能两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香港的法庭居然审理了五整天,连轴审。五天里,他在法庭上都要认真地去解答双方律师以及法官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跟我说:卫方,我回来以后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的,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20多年来在深圳做的不是律师,或者说他做的,还有我们的法庭所做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审判,而香港的法庭真正是在做法律工作。
   
      他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来了著名翻译家严复当年到英国去留学时的故事。严复曾经热衷于到法庭去旁听案件,我相信到法庭旁听案件是特别便捷学习语言的一个机会,不仅仅能够学习律师所说的那种高雅语言,而且也能学习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方言俚语之类的。在座的各位想必也知道这个典故,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以后,跟当时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说:郭侍郎,英国富强的根源叫我找着了。郭嵩焘说在哪儿?严复说就在法庭,说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伸张正义伸张公理,每天都在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起诉的对方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存在。比方说是英国女王的政府,无论他自己个人是多么卑微的角色,他都可以保证能够获得正义,哪怕是延迟的正义。他在他的日记里边说,郭侍郎深以为然,也就说郭嵩焘当时也意识到,法庭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国跟西方文明差距最大的一个地点。严复后来在他翻译《法意》的时候,也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法庭跟西方的法庭之间的差别,说“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则刑理一事是已。”他说西方的法庭为什么有那么重要,他专门说过律师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律师”这个翻译,他用的是音译,“劳叶尔”和“阿涶尼”,说因为这种专业人士的代理,使得司法判决能够确保公正。
   
      那么离严复的时代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国家在引进了西方式的法庭,引进了西方的律师制度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各位还有这样强烈的无力感?徐昕教授刚才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悲伤,你怎么比我还悲凉,那个说法好像现在所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别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没死掉。这个无力感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来自于短期内的某种政治的安排、政治的框架,可能更深刻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中的某些基因意义上的缺陷。
   
      我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间也常常去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律师这样的一种职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一种专业的司法制度,而中国为什么一直到晚清,我们两千年的文明中间就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专业司法制度,专门的律师职业,这样一种差异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根源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找到解决目前的问题的钥匙。
   
      首先,我想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西方文明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一定论辩性和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价值观方面是一种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冲突或者矛盾,在语言形态上也讲求逻辑和理性。前基督教的希腊哲学给这种开放性奠定了知识和学理上的基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有上帝凌驾于人间权威之上,也给人类权力格局加以塑造。凡人皆有罪,儒家思想家经常说小人和君子这种分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小人和君子这样的一种分类成了政治话语的一种常态,权力与道德深度结合,所谓“小人”所主张的利益或者权利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那种为“小人”诉求从事辩护的律师也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排斥,平等精神、契约精神都难以产生。所以我们需要想象,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是否能够奠定,反思西方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社会冲突。
   
      第二个方面,我想还需要考察政府的模式,是否能够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所谓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就是说它对于社会各种冲突总是诉诸于一种公正的平台,然后通过一个中立的法官来加以裁判加以解决。大家还都记得180多年前托克维尔到美国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地转换为法律问题,通过司法来加以解决。这样的一种政府是一种典型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而我们发现其他的政府往往不依赖这样一种途径,比方说他通过灌输的方式,通过洗脑的方式,通过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父亲,我就是一个慈父,你们就是一个小民,你们就要听我的。这样的体制就会产生一种根本没有办法去发展出律师职业的一个社会,所以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如何去推动,这是今天的一个大任务。
   
      另外就是说怎么去能够发展出一套律师的语言、律师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古罗马时代--在江老师面前我斗胆讲几句有关罗马法的事情--罗马人说有社会就有法律,但是不同的社会它的法律形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典的一种法律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精英语言,但这种精英语言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特别专业化的倾向,大致上这些语言是士大夫阶层都可以是共通的。但是在西方就不一样,在古罗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说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都去研究一些个可能在孔子看来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东西,比方说财产的分类,五大法学家,他们去认真研究那些问题真的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那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繁琐、特别形而下甚至有几分无聊。但是想想西塞罗这样的人,一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另外一方面在法庭上是如何非常认真地去探讨一些技术性事项,让司法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西方知识形态的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是怎么去发育出来的,他们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塑造,比方说保证财产安全、保证交易安全这套知识和技术,我认为我们通过知识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中国也是跟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是差别非常大,也许是可能是中西文明中间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形态。我们是否包容了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专业性的知识,这种专业性的知识里边不仅仅是一套专业的术语、概念、逻辑,而且还包括我们是否尊重逻辑,我们是否具有应有的理性。
   
      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塑造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比方说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那个译者居然是一个律师,德尔图良,他是罗马城的一个律师,白天在代理案件,晚上翻译《圣经》,一个律师翻译《圣经》,就把最早的拉丁文本《圣经》里边有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和神学关系用了法律的术语去加以表达,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法律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中间就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
   
      今天,引进律师制度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最早那位律师伍廷芳先生,他的经历早已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新型职业跟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伍廷芳被认为是跟中国的官场逻辑格格不入,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那套语言以及话语方式太特殊,比方说跟沈家本比较,他们两个其实同样写一篇文章,他对于中国官方的说服力是差别很大的。伍廷芳太过分西方化,难以见容于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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